教育觀

　　建立完整教育體系

　　柏拉圖還是西方教育史上第一個提出完整的學前教育思想并建立了完整的教育體系的人。柏拉圖中年開始從事教育研究活動。他從理念先于物質(zhì)而存在的哲學思想出發(fā)，在其教育體系中強調(diào)理性的鍛煉。他要求3～6歲的兒童都要受到保姆的監(jiān)護，會集在村莊的神廟里，進行游戲、聽故事和童話。柏拉圖認為這些都具有很大的教育意義。7歲以后，兒童就要開始學習軍人所需的各種知識和技能，包括讀、寫、算、騎馬、投槍、射箭等等。從20～30歲，那些對抽象思維表現(xiàn)特殊興趣的學生就要繼續(xù)深造，學習算術(shù)、幾何、天文學與和聲學等學科，以鍛煉他的思考能力，使他開始探索宇宙的奧妙。柏拉圖指出了每門學科對于發(fā)展抽象思維的意義。他主張未來的統(tǒng)治者在30歲以后，要進一步學習辯證法，以洞察理念世界。經(jīng)過5年后，他就可以成為統(tǒng)治國家的哲學王了。

　　唯心教學

　　人的一切知識都是由天賦而來，它以潛在的方式存在于人的靈魂之中，因此知識不是對世界物質(zhì)的感受，而是對理念世界的回憶。教學目的是為了恢復人的固有知識。教學過程即是回憶理念的過程。在教學中，柏拉圖重視對普遍、一般的認識，特別重視學生思維能力的培養(yǎng)，指出概念、真理是純思維的產(chǎn)物。同時他又指出學生是通過理念世界在現(xiàn)象世界的影子中才得以回憶起理念世界的，承認感覺在認識中的刺激作用。他特別強調(diào)早期教育和環(huán)境對兒童的作用。在幼年時期兒童所接觸到的事物對他有著永久的影響，教學過程要通過具體事物的感性啟發(fā)，引起學生的回憶，經(jīng)過反省和思維，再現(xiàn)出靈魂中固有的理念知識。就此而言，柏拉圖的教學認識是一種先驗論。

　　階段施教

　　柏拉圖的教學體系是金字塔形。為了發(fā)展理性，他設立了全面而豐富的課程體系，他以學生的心理特點為依據(jù)，劃分了幾個年齡階段，并分別授以不同的教學科目。0-3歲的幼兒在育兒所里受到照顧。3-6歲的兒童在游樂場內(nèi)進行故事、游戲、唱歌等活動。6歲以后，兒童進入初等學校接受初級課程。在教學內(nèi)容上，柏拉圖接受了雅典以體操鍛煉身體，以音樂陶冶心靈的和諧發(fā)展的教育思想，為兒童安排了簡單的讀、寫、算、唱歌一系列活動，同時還十分重視體操等體育訓練項目。17-20歲的青年升入國立的“埃弗比”接受軍事教育，并結(jié)合軍事需要學習文化科目，主要有算術(shù)、幾何、天文、音樂。20-30歲，經(jīng)過嚴格挑選，進行10年科學教育，著重發(fā)展青年的思維能力，繼續(xù)學習“四科”，懂得自然科學間的聯(lián)系。30歲以后，經(jīng)過進一步挑選，學習5年，主要研究哲學等。至此，形成了柏拉圖相對完整的金字塔形的教學體系。

　　提出四科

　　根據(jù)其教學目的，柏氏吸收和發(fā)展了智者的“三藝”及斯巴達的軍事體育課程，也總結(jié)了雅典的教學實踐經(jīng)驗，在教育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四科” (算術(shù)、幾何、天文、音樂) ，其后便成了古希臘課程體系的主干和導源，支配了歐洲的中等與高等教育達1500年之久。

　　教學觀點

　　每門學科均有其獨特的功能，凡有所學，皆會促成性格的發(fā)展。在17歲之前，廣泛而全面的學科內(nèi)容是為了培養(yǎng)公民的一般素養(yǎng)，而對于未來的哲學家來講，前面所述的各門學科都是學習辯證法必不可少的知識準備。文法和修辭是研究哲學的基礎;算術(shù)是為了鍛煉人的分析與思考能力：學習幾何、天文，對于航海、行軍作戰(zhàn)、觀測氣候、探索宇宙十分重要;學習音樂則是為了培養(yǎng)軍人的勇敢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同時，他還很重視選擇和凈化各種教材，如語言、故事、神話、史詩等，使其符合道德要求，以促進兒童心智之發(fā)展。

　　就教學方法而言，柏拉圖師承蘇格拉底的問答法，把回憶已有知識的過程視為一種教學和啟發(fā)的過程。他反對用強制性手段灌輸知識，提倡通過問答形式，提出問題，揭露矛盾，然后進行分析、歸納、綜合、判斷，最后得出結(jié)論。

　　理性訓練

　　理性訓練是柏拉圖教學思想的主要特色。在教學過程中，柏拉圖始終是以發(fā)展學生的思維能力為最終目標的。在《理想國》中，他多次使用了“反思”(reflection)和“沉思”(contemplation)兩詞，認為關(guān)于理性的知識唯有憑借反思、沉思才能真正融會貫通，達到舉一反三。感覺的作用只限于現(xiàn)象的理解，并不能成為獲得理念的工具。因此，教師必須引導學生心思凝聚，學思結(jié)合，從一個理念到達另一個理念，并最終歸結(jié)為理念。教師要善于點悟、啟發(fā)、誘導學生進入這種境界，使他們在“苦思冥想”后“頓開茅塞”，喜獲“理性之樂”。這與蘇格拉底的助產(chǎn)術(shù)有異曲同工之妙。

　　柏拉圖的教學思想幾乎涉及到教學領域中的所有重要方法。他第一個確定了心理學的基本劃分，并使之與教學密切聯(lián)系起來。他繼承并發(fā)展了斯巴達的依據(jù)年齡特征劃分教學階段的教學理論，在教學的具體內(nèi)容、形式、方法和手段上則更多地總結(jié)與采用了雅典的經(jīng)驗，提出了全面、和諧發(fā)展的課程體系。他十分注重在教學中發(fā)展學生的思維能力，強調(diào)探討事物的本質(zhì)，這些都給了后世教育家們以巨大的影響和啟迪。

　　但是，柏拉圖夸大了理性發(fā)展在教學中的意義。他主張的通過回憶和沉思冥想以致知的教學過程，反映了其對掌握知識理解中的唯心主義傾向。特別是他把理性絕對化、孤立化，使感覺和理性之間對立起來的思想，以致成了中世紀經(jīng)院派教條主義教學方法的理論基礎。他有一句名言：不知道自己的無知，乃是雙倍的無知。

　　體育教育

　　在他的奴隸主教育學體系中，體育占有重要的地位。柏拉圖對婦女體育也很重視。他認為：“做女孩的應該練習各種跳舞和角力;結(jié)婚以后，便要參加戰(zhàn)斗演習、行營布陣和使用武器……因為一旦當所有的軍隊出動去打敵人的時候，她們就能保衛(wèi)兒童和城市”(《柏拉圖論教育》)。在柏拉圖的論述中，幾乎涉及到當時體育的各個方面。他認為，體育應包括教育手段和健康術(shù)。他對當時雅典出現(xiàn)的競技主義和競技職業(yè)化傾向曾給予猛烈的抨擊，同時也批評市民輕視體育的思想和態(tài)度。他主張心身和諧發(fā)展，強調(diào)“用體育鍛煉身體，用音樂陶冶心靈”。柏拉圖豐富的體育思想對后世體育的發(fā)展有深遠的影響。

　　愛情觀

　　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是古希臘哲學家中最有影響的人，而在他們兩個人中間，柏拉圖對于后代所起的影響尤其來得大。

　　在歐洲，很早就有被我們中國人稱之為“精神戀愛”的柏拉圖式的愛，這種愛認為肉體的結(jié)合是不純潔的是骯臟的，認為愛情和情欲是互相對立的兩種狀態(tài)，因此，當一個人確實在愛著的時候，他完全不可能想到要在肉體上同他所愛的對象結(jié)合。

　　美國東西部社會學會主席、《美國家庭體制》一書的作者伊拉·瑞斯(Ira·reiss)經(jīng)研究后認為，柏拉圖推崇的精神戀愛，實際上指的是同性之間的一種愛，也就是“同性戀”。古希臘人認為，同性戀的過程更多地是靈交、神交，而非形交。而在女性很少受教育的古希臘社會，男人很難從女人中找到精神對手。這就是柏拉圖偏重男性之間的愛情的原因。柏拉圖堅信"真正"的愛情是一種持之以恒的情感，而惟有時間才是愛情的試金石，惟有超凡脫俗的愛，才能經(jīng)得起時間的考驗。

　　而美國的社會學者對“柏拉圖式的愛情”是只有神交的“純愛情”，還是雖有形交卻偏重神交的高雅愛情，也眾說紛紜。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柏拉圖認為愛情能夠讓人得到升華。他說，對活得高尚的男人來說，指導他行為的不是血緣，不是榮譽，不是財富，而是愛情。世上再也沒有一種情感像愛情那樣深植人心。一個處在熱戀中的人假如作出了不光彩的行為，被他的父親、朋友或別的什么人看見，都不會像被自己的戀人看見那樣，使他頓時蒼白失色，失去一切的一切，無力面對自己愛的人和愛自己的人。

　　哲學影響

　　柏拉圖思想通常被與他最知名的學生亞里士多德相對比，亞里士多德的名聲在中世紀早期時完全被柏拉圖所掩蓋。

　　中世紀的經(jīng)院哲學學者最初并沒有接觸柏拉圖著作的管道，也很少懂得原著的希臘文。柏拉圖的原始著作在西方文明遺失了上千年，直到它們在君士坦丁堡淪陷前一世紀被人從城里帶出為止。中世紀學者透過拉丁文的翻譯版本研讀柏拉圖的著作，當時那些拉丁文譯本還是譯自阿拉伯學者從希臘文翻譯至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二手翻譯。阿拉伯學者不只翻譯古希臘的著作，同時也撰寫了許多對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原著的評論和解釋(如阿維森納、亞維侯)，這時亞里士多德的名聲開始超過了柏拉圖。

　　只有到了文藝復興，當西方世界對于古典文明的興趣開始復蘇時，柏拉圖的哲學才又開始受到廣泛重視。許多早期從經(jīng)院哲學脫離出來的現(xiàn)代科學家和藝術(shù)家促長了文藝復興的進展，他們將柏拉圖的哲學視為是藝術(shù)和科學進步的基礎。到了19世紀，柏拉圖的名聲恢復了，至少跟亞里士多德的不相上下。

　　自從那時開始，許多西方哲學家也將他們的理論根基于柏拉圖的著作之上。柏拉圖的影響在數(shù)學界和科學界特別大，尤其是戈特洛布·弗雷格以及他的學生如庫爾特·哥德爾和阿隆佐·邱奇等人。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也采用了柏拉圖所提出的有著永恒不變的現(xiàn)實存在的主張，反對尼爾斯·玻爾提出的物理宇宙以及他對量子力學的解釋。相反的，那些脫離了本體論理論模型以及道德理想的哲學家，則通常會以其他各種觀點批評柏拉圖主義。例如尼采便攻擊柏拉圖把世界分割成兩個的作法，馬丁·海德格爾則批評柏拉圖模糊化了人類生命的本質(zhì)，而卡爾·波普爾則在他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1945)一書中批評柏拉圖在《理想國》里所提議的政府形式是個典型的極權(quán)主義政權(quán)。列奧·施特勞斯被一些人視為是恢復柏拉圖在道德哲學上的影響力的主要哲學家，他采取的是較少形而上學的形式。不過，由于受到尼采和海德格爾的影響，施特勞斯并不認同他們對于柏拉圖的譴責，而是專注于在對話錄里尋找柏拉圖面對批評所提出的可能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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