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對歷史的印記很大程度上是從廣為流傳的歷史故事而來的。歷史故事具有生動的情節(jié)和豐富的內容,很容易在人們的腦海中留下印象。以下是學習啦小編精心整理的宋朝歷史上有名的故事，希望能夠幫到你!

　　宋朝歷史上有名的故事篇一：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變法亦稱熙寧變法、熙豐變法，是王安石發(fā)動的旨在改變北宋建國以來積貧積弱局面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

　　慶歷新政失敗后，宋朝嚴重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并未緩和，積貧積弱的局面仍在向前發(fā)展，朝廷內外危機四伏，因而要求改革的呼聲在一度沉寂之后，很快又高漲起來。嘉佑三年(1058年)，王安石進京述職，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系統(tǒng)地提出了變法主張，主張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革除宋朝存在的積弊，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建議朝廷改革取士、重視人才，請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但沒被仁宗采納。

　　治平四年(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宋神宗希望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消除弊病，克服統(tǒng)治危機，遂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詔為翰林學士兼侍講，非常信任和器重王安石。

　　熙寧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再次提出全面改革的想法，指出“治國之道，首先要效法先代，革新現有法度”，并勉勵神宗效法堯舜，簡明法制。王安石認為，北宋國家貧苦的癥結，不在于開支過多，而在于生產過少;農民之所以貧苦和不能從事生產，一方面是由于官僚富豪兼并了大量土地，另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把繁重的徭役加在農民身上。因此，最好的理財富國之路，是依靠天下所有的勞動力去開發(fā)自然資源，是積極開源而不是消極節(jié)流。王安石隨后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指出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所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神宗采納王安石的相關主張，并要求其盡心輔佐。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宋神宗任命王安石為參知政事，王安石提出當務之急在于改變風俗、確立法度，提議變法，神宗贊同。為指導變法的實施，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統(tǒng)籌財政。同年四月，遣人察諸路農田、水利、賦役;七月，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輸法;九月，立青苗法;十一月，頒農田水利條約。

　　熙寧三年(1070年)，頒布募役法、保甲法。

　　熙寧四年(1071年)，頒布方田均稅法，改革科舉制度;

　　熙寧五年(1072年)三月，頒行市易法。

　　熙寧六年(1073年)七月，頒行免行法。

　　王安石變法以發(fā)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史上繼商鞅變法之后又一次規(guī)模巨大的社會變革運動。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充實了政府財政，提高了國防力量，對封建地主階級和大商人非法漁利也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是，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于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zhí)行中的不良運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如保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們的強烈反對，元豐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終。

　　宋朝歷史上有名的故事篇二：慶歷新政

　　宋仁宗康定元年到慶歷二年(1040年-1042年)期間，西夏皇帝元昊對宋又發(fā)動多次大規(guī)模的軍事進攻，雙方損失都很大，結果在1044年(慶歷四年)訂立和約。史稱慶歷和議。和議規(guī)定：元昊取消帝號，接受宋朝冊封;宋方每年給西夏銀7.2萬兩，絹15.3萬匹，茶3萬斤，稱“歲賜”;開放雙方邊境貿易等。慶歷和議訂立后，西北邊境平靜了20多年。

　　早在宋太宗、真宗時期，已有一些人就提出了變法的主張。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年)，范仲淹上書朝廷，主張改革政治。兩年后，范仲淹在應天府掌教書院時，又有《上相府書》，提出同樣的建議，但未被采納。慶歷年間，宋仁宗迫于形勢，責成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提出改革的意見。慶歷三年九月，范仲淹向仁宗上了一封《答手詔條陳十事》的奏疏，指出當時的情況是內憂外困，不能不加以改革，并提出十項改革主張，包括整頓吏治、培養(yǎng)人才、發(fā)展生產、加強武備等四個方面內容，而以整頓吏治為中心，以裁減冗官、選拔“賢能”為整頓吏治的手段。

　　他認為有了“賢能”的官吏，就能夠搞好政治，使百姓“各獲安寧，不召禍亂”，緩和社會矛盾。同年，仁宗頒布了幾道詔令，推行了范仲淹等人的主張，即所謂“慶歷新政”。但變法主張觸犯了一部分官僚地主的利益，一開始便引起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僅僅一年左右，范仲淹等人就相繼被迫離職，變法隨之流產。

　　北宋兩次改革在中央集權統(tǒng)治一體化中起了一定的調節(jié)和完善的作用。例如范仲淹的提倡設置“祠堂” 、“ 義莊” 、“族產” 、“族規(guī)” 、“ 鄉(xiāng)約” , 發(fā)揮了宗法血緣的統(tǒng)治功能。范仲淹和王安石除了在政治體制和思想意識方面作了一些改革外, 在經濟方面也進行了程度不同的整頓, 如慶歷新政中的“均公田” 、“厚農桑” , “減搖役” 。

　　以上這勢都是書宋兩次改革對專制豐只中來集權一體化的調節(jié)和加強的措施。從社會的改進, 歷史的發(fā)展來說, 范仲淹和王安石所有的措施都沒有成功; 但從加強宋代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一體化來衡量, 如通過官僚機構的調整, 財政經濟的治理, “重農桑” 、“均公田” 、“ 減搖役” 、“ 青苗法” 、“ 免役法” 、“ 方田均稅法” 、“均輸法” 、“ 市易法” 等等, 限制了兼并, 擴大了財政稅源, 這就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一體化的統(tǒng)治,一定程度的延長了北宋封建王朝的壽命。

　　慶歷新政主要只限于在政治機制上作些表面的微小的改革, 不敢太多地接觸到社會經濟的根本問題。

　　宋朝歷史上有名的故事篇三：越南李朝對廣西的三州大屠殺

　　公元1075年，取代黎朝的李朝，趁北宋王安石改革政局不穩(wěn)之際，動員了十萬大軍入侵宋朝，借口“先發(fā)制人，打敗宋朝進攻李朝的陰謀”，企圖攻占中國的兩廣地區(qū)，分成水、陸兩路向宋朝進攻。

　　越南軍隊攻入宋朝邊境，先後攻陷欽州、(今中國廣西欽州)、廉州(今中國廣西合浦)及邕州(今中國廣西南寧)等地。越南將領李常杰在整場戰(zhàn)事中最矚目的行動，就是進行了大屠殺。

　　為抵抗交趾(越南)李朝10萬人馬入侵，邕州知州蘇緘帶領全城5萬軍民在邕城奮戰(zhàn)，后因外援不至，城被攻破。蘇緘以"吾義不死于敵手"的英雄氣概，率全家大小36人引火自焚，以身殉國。

　　當攻陷邕州後，由于知州蘇緘不愿降服而自殺，全城軍民“無一人降者”，于是李常杰便“盡屠五萬八千余人，并欽、廉州死亡者幾十余萬人，常杰等俘虜三州人而還。”

　　李常杰組織的這次侵略和大屠殺，自然引起宋朝的震怒，隨后宋朝便調集數十萬軍隊和民夫反攻，大敗李朝軍并進逼升龍(今河內)附近。不過戰(zhàn)事進行了三個月拖到了雨季之后，宋軍半數患病，且因洪水泛濫而糧道中斷，李朝軍又不斷進行襲擾，戰(zhàn)局陷入僵持。

　　此時，李常杰也開始明白以本國的力量難以對抗宋朝，認為應該乘機議和。于是，當李朝仁宗表示愿對宋納款稱臣后，宋軍就于1077年撤兵。宋朝雖然沒有消滅越南李朝，但是終于遏止了越南的侵略野心，接著越南便將擴張的對象轉向弱小的占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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