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談敢辯。所謂敢辯，就是敢于講出或寫出辯護律師與眾不同并與控方分歧很大的獨立見解。把死罪辯成無罪，把重罪辯成輕罪，把同行公認為沒有辦法辯的案件辯得頭頭是道，這都是敢辯的表現(xiàn)。記得1998年11月，我擔任羅榮的辯護人出庭辯護，廣州日報和羊城晚報均載文說羅榮是“貪污大鱷”——廣州市最大的貪污犯。起訴書指控羅榮利用其擔任鴻聯(lián)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jīng)理之便，將鴻聯(lián)公司2000多萬元財產(chǎn)無償移交給其任董事長的國奧公司，而國奧公司是三人開辦、羅榮獨占全部股權的私人公司，羅榮的行為構成了貪污罪。我作為辯護人則在法庭上舉出26份書證說明，羅榮任董事長的國奧公司由省府一辦設立、資產(chǎn)和利潤屬于省府一辦所有，進而指出羅榮將鴻聯(lián)公司2000多萬元財產(chǎn)移交給國奧公司，屬企業(yè)法人之間的財產(chǎn)轉移，即便有何不妥，也不等于是羅榮私吞了，羅榮不構成貪污罪。截止1999年12月，該案尚未作出一審判決。

　　再談談善辯問題。?？吹綄徟虚L在法庭上這樣打斷或制止律師的發(fā)言：“請辯護人注意不要重復”或“請辯護人注意表達方式”等等，個別的出現(xiàn)過法官、公訴人、辯護律師在法庭上為辯論是否恰當而發(fā)生爭執(zhí)的現(xiàn)象。

　　有人問我，參與張子強團伙案辯護最難的是什么?我回答：是講司法管轄權問題。一方面，眾所周知，張子強團伙案尚未開庭公審，香港傳媒就對“司法管轄權”問題進行炒作，有的被告在香港亦聘請了一流的律師，被告的親屬也明白這個道理，我們如果對“司法管轄權”問題一聲不吭，就無法向被告及其親屬乃至旁聽的人有個交代;另一方面，該案是通天大案，中央和省市領導都關注，如果將“司法管轄權”說多了或說的方式不當，上級有關部門無法接受，在法庭上直言內地法院無管轄權還可能薄了審判人員的面子，造成審辯對立于辯不利。這就有個如何把握分寸講“司法管轄權”的問題。我當時就采取了兩手策略，一是就司法管轄權問題先后給市檢察院、市中級人民法院送了一份5000字的分析報告，建議將案件移送香港處理;二是在法庭辯論中，用少量篇幅簡明扼要地指出該案“犯罪后果地”在香港，該團伙中葉繼歡等人在香港僅判輕刑，建議法院從內地與香港定罪量刑輕重有別的角度考慮，要么將全部案犯移交香港處理，要么則將全部案犯移交廣州法院審判。這樣一來，臺下的人認為我大膽地講了很多律師不敢講的司法管轄權問題，被告及其親屬對律師的態(tài)度由將信將疑轉變?yōu)橥耆湃?臺上的人又認為我講的在理，上級領導、審判人員、公訴人都評價我作的辯護最好。

　　最后講明辯問題。有的辯護人說了半天，臺上的人不知所言，臺下的人聽著昏昏欲睡，而有的辯護人發(fā)言，全場靜氣，人人注目。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反差呢?這就看辯護人是否抓住了要害，是否提出了明確的辯護意見。例如，某共同犯罪案中，起訴書認定某被告是從犯，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該被告的辯護律師念了《刑法》第二十七條有關從犯如何處罰的規(guī)定，他長篇大論說被告罪行輕得很，從輕處罰是不夠的，但直到發(fā)言完畢，還未講明既然對他的被告從輕處罰不夠，應如何處罰。其實，《刑法》對從犯的處罰方式有三種，一是從輕，二是減輕，三是免除處罰，既然從輕處罰不夠，而該案被告免除處罰又不可能，辯護律師就應直截了當?shù)靥岢?ldquo;減輕處罰”的辯護意見，不宜東拉西扯，搞得法官和聽眾不知所言何物。

　　《刑法》上有的條文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或三者兼而有之，或三者僅有其一二，但立法表述在順序上有講究的，我們就應考慮相應的辯護意見。例如《刑法》第十條規(guī)定在中國領域外犯罪的，“在外國已經(jīng)受過刑罪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這里“免除處罰”擺在“減輕處罰”之前，律師為此類被告辯護，就可提出請求法院優(yōu)先考慮“免除處罰。”

　　《刑法》上有的條文在從輕、減輕、免除處罰方面，用的是“可以”或“應當”，律師對于是“應當”而非“可以”的，就應當明確指出，以期判決對被告有利。

　　律師對刑事案件辯護技巧四、切忌歪辯、亂辯和錯辯。

　　所謂歪辯，就是歪曲事實、曲解法律、顛倒是非的辯護。舉個例子講，在某特大走私案中，公訴人指控被告的走私行為沖擊了國內市場，給國內同類企業(yè)造成了巨大損害。而某辯護律師居然說，封閉國內市場不利于我國企業(yè)開展國際競爭，被告的走私行為讓老百姓受到價格優(yōu)惠，以較少的錢購更多的物，因此這種走私從某種意義上講是有益無害的，甚至走在了開放市場的前頭……辯護律師這種“走私有功論”的辯解，顯然就是一種歪辯。如此歪辯，不僅公訴人、法官無法接受，連被告及其親屬也認為是徒勞的無聊辯護。

　　那么，什么又是亂辯呢?簡言之，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辯護就是亂辯。亂辯常見的情形有：前面才說他的被告不構成犯罪，后面又說他的被告是從犯，其錯誤表現(xiàn)在忽視了從犯的前提是構成犯罪;剛說全案事實清楚，證據(jù)充分，定性準確，跟著又說對他的被告定罪證據(jù)如何不充分，事實如何不清楚，甚至定性如何不準確，這種錯誤表現(xiàn)在無視他的被告所作所為是全案的組成部分。

　　至于錯辯，簡言之是指錯誤的辯護。這類辯護本意也許是好的，但方式不對，結果則恰得其反。例如，在某特大綁架犯罪案辯護過程中， 有幾位辯護律師為了使其被告受到較輕處罰，本想說他的被告是如何的罪輕，可能是沒有找到恰到好處的表達方式，結果他說相對本案的犯罪集團中的首犯XX，他的被告所作甚少，所得甚少。結果馬上被主犯的辯護律定，因為起訴書認定該案是一般共同犯罪，沒有認定是集團犯罪，也沒有認定誰是首要分子，該律師將一般共同犯罪說成是嚴重的集團犯罪，將“主犯”說成是“首犯”，可能加重全案被告的處罰，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辯護人職責。

　　律師對刑事案件辯護技巧五、律師辯護應尊重委托人或被告意見。

　　違背被告意志辯護常見的情況有：被告要求作無罪辯護，而辯護人堅持作有罪但罪輕的辯護;被告要求作改變定性之辯，而辯護人堅持按起訴之罪作罪輕之辯。

　　在某些律師看來，律師的辯護地位是獨立的，可以不受被告或委托人意志約束。我認為這種觀點是片面的。因為律師的辯護權產(chǎn)生于被告或被告近親屬之委托(最終得到被告確認)，而《律師法》第二十九條規(guī)定“委托人可以拒絕律師為其繼續(xù)辯護，也可以另行委托律師擔任辯護”，但“律師接受委托后，無正當理由的，不得拒絕辯護”;《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九條規(guī)定“在審判過程中，被告可以拒絕辯護人繼續(xù)為他辯護，也可以另行委托辯護人辯護”。這就表明，律師要拒絕為被告辯護必須要有“正當理由”，而委托人或被告拒絕律師辯護并不需要“正當理由”，委托人或被告有權以律師辯護不符合本人意志為由拒絕律師辯護。當委托人或被告拒絕律師辯護時，律師的辯護權即告終止，所以律師的辯護地位并非獨立。

　　以我體會，律師為被告辯護，應先征詢被告意見，或將律師的辯護思路與被告溝通商量，達成共識;律師在開庭前，應擬出辯護詞初稿征求被告及委托人的意見，在法庭調查質證后對辯護詞作重大改變的，應再次交被告確認后方可呈送法院。

　　至于偶爾遇到被告與律師辯護意見不一的問題，我認為只要充分與被告溝通，絕大多數(shù)被告都會接受律師的辯護意見，或經(jīng)反復溝通形成共識。若律師與被告對辯護意見有原則分歧，雖經(jīng)溝通無法形成共識，則可建議被告另行委托辯護人，切不可在法庭上強行發(fā)表被告不能接受的辯護意見，否則被告在法庭上向審判長表明不同意乃至堅決反對律師辯護意見，甚至當庭拒絕律師辯護，對律師執(zhí)業(yè)聲譽也是有害無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