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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的奴隸制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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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隸制,是指奴隸主擁有奴隸的制度。勞力活動須以奴隸為主,無報酬,且無人身自由。下面是學習啦小編分享的中國歷史上的奴隸制介紹,一起來看看吧。

  中國歷史上的奴隸制介紹

  戰(zhàn)國秦漢的極權奴隸制

  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吳榮曾說:“在商和西周、春秋時期,由于村社制還未解體,農業(yè)勞動的主承擔者是村社成員,奴隸恐怕只起次作用。到戰(zhàn)國時期,村社走向瓦解,社會上貧富分化加劇,長期居于統(tǒng)治地位的宗法貴族沒落了,出現(xiàn)了新興的富商和手工業(yè)者,還有數(shù)量很多的獨立小農。社會結構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于是富者大量地利用奴隸去從事物資生產(chǎn),貧者則因破產(chǎn)而淪落為奴。從這時起,奴隸制也獲得了進一步的發(fā)展。”當時,不但官府使用奴婢進行手工業(yè)生產(chǎn),商人和作坊主也大量使用僮仆、傭工從事開礦、冶金、煮鹽、制陶、絲織等等手工業(yè)生產(chǎn)。當時勞動力的買賣已相當頻繁,出現(xiàn)了固定的或常設的勞務市場,即所謂“傭肆”。至于奴仆的買賣,則往往“售于閭巷”(《戰(zhàn)國策.秦策》)。

  秦國的祖先非子,因養(yǎng)馬得到周孝王的賞識,便由奴隸升遷為帶有封土的子爵,封邑于秦。他們的命運被決定于王的喜怒愛憎之間,任免升貶以至封爵殺頭,均憑王及其親信貴族的意志決定,秦國的宰相百里奚就是五張羊皮買來的奴隸。公元前五世紀后期,魏國李悝變法,其《法經(jīng)》規(guī)定:“盜符者誅,籍其家;盜璽者誅,議國法令者誅,籍其家及其妻氏”。“籍其家”就是將其家人全部淪為奴隸。此類法律為當時各國普遍采用,如云夢《秦律》中有關各式罪犯之家人籍為奴隸的條文不少。前361年商鞅變法,“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將從事工商業(yè)或貧窮的民眾都淪為奴隸,而官僚集團則按軍功爵秩分配“臣妾”(見《史記.商君列傳》、《商君書.墾令篇》),說明官府是何等蠻橫地侵犯著民眾的人身權?!渡叹龝?錯法篇》載:“同列而相臣妾者,貧富之謂也。”《戰(zhàn)國策.秦策四》謂當時各國“百姓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為臣妾,滿海內矣”。裘錫圭詳盡論證了當時奴隸數(shù)量很大,且在生產(chǎn)上普遍使用,應定性為奴隸制社會(裘錫圭:《古代文史研究新探》,江蘇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傊?,商鞅變法后,秦國的奴隸數(shù)量大增,使用更普遍,乃至秦漢兩代成為中國歷史上奴隸數(shù)量最多的時期。一直到清代,統(tǒng)治者也根本沒有保護本國民眾基本人身權的概念,民眾因犯罪與債務淪為奴隸者觸目皆是,人們始終不懂什么是“人格權”!

  尉繚在秦國就直言不諱地說: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為虜矣”。統(tǒng)一后,秦始皇自己也說得很明白“六合之內,皇帝之土,人跡所至,無不臣者”。秦始皇在秦軍攻下他少年時曾居住過的邯鄲后,就下令將曾經(jīng)欺侮過他的人全部“坑殺”。秦嬴政兩次坑儒,活埋了1千多儒生。嫪毐家童(奴隸)數(shù)千、舍人千余;嫪毐黨一案,嫪本人被車裂,滅族,20幾個黨羽被梟首,4000余人被流放;政的母親因此案被囚禁,政的2個異母弟被屠殺,27個勸諫釋放太后的大臣被處死,呂不韋被賜自盡。始皇36年,有一顆流星落下,有人在隕石上刻字:“始皇死土地分”。秦始皇就把隕石周圍居住的人,全部殺了。

  秦朝最高人口數(shù)是2000萬,全國設置“縣政”約1000個,平均每縣2萬人。秦始皇為了滿足個人的欲望,在全國廣修宮殿,宮殿數(shù)號稱“關外三百,關內四百”,尤其是阿房宮,占地幾里,能容萬人!《史記.秦本紀》記載:“始皇初即位穿治酈山,及并天下,天下徒70余萬人”。這就是說:他在統(tǒng)一之前就開始了驪山秦始皇墓的工程,征用民工70萬人!始皇26年,“徒天下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始皇28年南巡至湘山祠,遇大風,“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始皇32年,“乃使蒙恬發(fā)兵30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修長城役50萬人。始皇33年,“發(fā)諸‘嘗逋亡人’、‘贅,婿’、‘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以謫遣戊,”集解:徐廣曰:“50萬人守五嶺”。就是說,秦始皇用50萬奴隸軍隊,征服了廣東、廣西和越南北部地區(qū),并派兵留守駐防。始皇35年,修綿延300里“阿房宮隱宮徒刑者70余萬人”。“隱宮”即宮刑。另外,修馳道民夫30余萬人。還有那工程浩大的馳道網(wǎng)、規(guī)模驚人的徐福船隊……這不是“國家權力只達到縣一級”能實現(xiàn)的。無償服奴隸式兵役和勞役的老百姓共270多萬人,為上述軍事和勞役大軍運送糧草和裝備的人以及在內地駐防的軍人、夫役,估計還有250萬人,兩項相加約有多萬人。當時,全國人口約2千萬人,其中有勞動能力的壯年人(包括婦女),按1/3計算,不過6百余萬,在6百余萬勞力中有5百萬人服奴隸式的兵役和勞役。這就是大規(guī)模實行奴隸制的證據(jù),以至于“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jīng)于道樹,死者相望”(《漢書.嚴安傳》)。始皇死后,太子蘇、蒙恬等被秦二世害死;胡亥將自己的18個兄弟和堂兄弟斬首,并把10個姊妹統(tǒng)統(tǒng)車裂而死,其它連累致死者不計其數(shù)。此后,李斯又被斬,三族被誅。

  從云夢睡虎地秦墓的竹簡中可知,秦國的賦稅較之戰(zhàn)國時的其他國家是相當重的。農民除了繳納田租外,還有軍賦等其他名目,以及動輒貲甲貲盾一類變相軍賦。田租不但收取禾稼(糧食),還收取芻(牧草)、稿(禾桿)。至于勞役更是農民的沉重負擔,有所謂“傅”的制度,即男子到一定年齡就須向官府登記服役,秦國的傅籍年齡為十七歲。農民除了服勞役外,還服兵役,并且自備行裝及費用;被征發(fā)修筑某項工程,擔保一年不壞,如未滿一年就壞了,則須重修,并不計算服役時間。對于工匠的剝削,則更是前所未有。如:1)“隸臣、下吏、城旦與工從事者,冬作為矢程,賦之三日當夏之二日”。2)“冗隸妾二人當工一人,更隸妾四人當工一人,小隸臣妾可使者五人當工一人”。3)“新工初事工,一歲半其工,其后歲賦功與故等”。凡此種種,莫不表明秦國對勞動力的榨取之精細嚴密。秦二世胡亥統(tǒng)治時,賦稅超過農民收入的2/3;引發(fā)了陳勝吳廣大起義,秦代建國15年即亡國。

  《漢書.食貨志》記載了戰(zhàn)國初期魏文侯的相國李悝所算的一筆農民收支帳,農夫一家5口,耕田100畝,平均每畝收糧1.5石,共收150石。除去十分之一的租稅15石,余135石。每人每月平均吃糧1.5石,全家共吃90石,余45石。每石賣錢30文,共得錢1350文。除去祭祀、廟會用錢300文,余錢1050文,每人穿衣用錢300文,全家共用1500文,還差450文。加上婦女紡織和飼養(yǎng)家畜的收益,全家收支平衡,略有盈余。

  秦朝的人民生活水平,有兩句話可證:“服囚犯之衣,食犬彘之食。”西漢景帝時的大臣晁錯,敘述漢文帝在位時的農民生活狀況,也算了一筆帳:農夫一家5口,其中應服徭役的壯男至少2人,一年有幾個月不能在家勞動。一家種田不過100畝,收獲不過100石。還有送往迎來,吊喪、疾病、養(yǎng)育兒女。一遇災荒和急征暴斂,就賤賣農產(chǎn)品和借高利貸,最后只好賣田宅賣子孫來還債。西漢“文景之治”是中國歷史上的盛世,農民的生活還不如戰(zhàn)國初期,負擔比周朝高20倍的秦始皇時代的農民,生活水平就更加低得不可思議了。

  “近幾十年由于秦簡出土,大家對秦的奴隸制有了新的認識,如奴隸在當時是大量存在的,并不像有些人所說的僅是殘余而已。從秦簡得知,即使在百姓、士伍之類的平民家中,也擁有數(shù)量不等的臣妾;官吏、富人家中就更多。而且臣妾也并非僅從事于家務勞動,簡文中明確表示,有的臣妾從事于‘田作’,若他們驕悍不從主命,還會受到國法的制裁。官府也有不少的奴隸,有部分奴隸和私家臣妾一樣,也從事農業(yè)勞動。秦不僅有很多奴隸,而且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田野上服役的。西漢在經(jīng)濟上和秦有很大的連續(xù)性,所以農業(yè)中也大量地使用奴隸勞動,而且有關的史料比秦更多?!妒酚?季布傳》說到的‘田事問此奴’,是西漢早期農業(yè)中使用奴隸的一條重證據(jù)。實際上這種現(xiàn)象在當時非常普遍,特別是1975年左右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中所出的竹簡,提供了有關這方面的一些具有說服力的材料。如第八、九、一六八號等座墓中所出的竹簡,其中既有奴婢的名冊,有的注明:‘耕大奴四人’,或是:‘田者男女各四人,大奴大婢各四人’,‘小奴一人,持臿’,等等。有些竹簡上還標明奴婢所從事的各種具體職務,有侍、養(yǎng)、謁者、御、牛仆、馬仆、田等,田當然是指種田,即《季布傳》所說的‘田事’。從事于田的奴婢還有更細的分工,簡文中的這些田事奴婢,表明他(她)們和侍、御等不同,乃是一專職的種田奴隸。古代雖有男耕女織的傳統(tǒng),但西漢時女奴也被驅使于田地之上,只是以往所不知的事實,因為在文獻中從未提到過。盡管女奴也和男奴一樣用于耕作,但男女之間似乎還有分工,如男奴一般是‘操臿’,操鋤者也有,并不多見,而女奴都是操鋤。鳳凰山竹簡中所記每家擁有生產(chǎn)奴婢人數(shù)不算多,這和當時社會經(jīng)濟某些特點有很大關系。因為每家擁有奴隸的多少,主由占有土地多少所決定。從戰(zhàn)國開始,雖然土地也漸漸變?yōu)橐环N能買賣的商品,但并不普遍,土地兼并引起人們重視始于武帝時。到西漢末東漢初,土地兼并比武帝時更嚴重。西漢晚期,張禹有田四百余頃,同時的庶民陰子方有田七百余頃。樊重也是平民,他廣開土田三百余頃。墾殖這些田地的自然是奴隸:‘課役僮隸,各得其宜,而財利歲倍’。從王莽的‘王田’到劉秀的“度田’,對抑制土地兼并都無濟于事。……《后漢書.第五倫傳》說第五倫,‘免歸田里,身自耕。’《東觀漢記》則說:‘倫免官歸田里,躬與奴共發(fā)棘田種麥。嘗與奴載鹽,北至太原販賣。’東漢民間大量使用奴隸勞力與農耕,在地下出土的實物材料中也可看出,如四川東漢墓常出土持臿和持鋤的陶俑。東漢時農業(yè)生產(chǎn)的特點是大農莊式的多種經(jīng)營,由于土地更加集中,土地上的奴隸人數(shù)也同步增長。特別是從東漢起,隨著私有權的進一步發(fā)展,擁有田地之家析產(chǎn)別居的現(xiàn)象日益增多,于是奴婢也和田地一樣為家產(chǎn)的組成部分。張瑩的《漢南記》中則以為‘(明帝外戚)陰慶推居第、園田、奴婢、錢悉分與(弟陰)員、(陰)丹。’東漢時關于田地和奴婢并列在一起的史料,尚有1974年四川郫縣所處的一快殘碑:‘(奴婢)五人,直(價值)廿萬(錢);牛一頭,直萬五千。’‘王岑田[數(shù)頃],直[數(shù)]萬五千,奴田、奴生、奴多、奴白、奴鼠,并五人[直廿萬錢]。’‘張王田三十[數(shù)]畝,質三萬。奴俾、婢意、婢最、奴宜、婢營、奴調、奴利,并[七人,直廿萬八千(錢)]’。”

  “記述秦代奴隸買賣較具體的材料是云夢秦墓所出的《日書》:‘收日可以入(買)人民、馬牛、禾粟。閉日可以劈決池,入臣徒、馬牛它牲。’‘離日不可以嫁女、娶妻及入(買)人民、畜生’。‘毋以午(時)出入(賣買)臣妾、馬牛,是謂并亡’;‘毋以申(時)出入臣妾、馬牛、貨財’?!度諘分兴岬降?lsquo;人民’即指奴隸而言,‘臣妾’是先秦時期人對奴隸最常用的稱謂。據(jù)居延漢簡,西漢時小奴一名值一萬五千錢,大婢一名值兩萬。西漢后期,王褒的《僮約》說一名奴隸值一萬五千?!讹L俗通》及東漢早期一名男奴值兩萬。東漢晚期,郫縣所出殘碑上所記奴婢價,每名4萬錢,這比從西漢到東漢早期的價格為高。”

  從戰(zhàn)國到兩漢,是古代商品經(jīng)濟較為發(fā)達的階段。到西漢早期,奴隸勞動在手工業(yè)、礦冶方面比農業(yè)更突出。西漢末到東漢,工商業(yè)致富者減少,大富豪多為大農莊主,密集型的奴隸勞動和大土地結合。魏晉時期,人數(shù)愈多,一家擁有僮奴往往是上千人或上萬人。

  秦漢時農業(yè)中的奴隸勞動雖占很大比重,但同時也存在其他不同身份的勞動者。范文瀾敘述說:漢武帝對外用兵,財用不足,需更多的奴隸供剝削。他對一般無市籍的地主,鼓勵獻出奴婢,按獻出奴隸多少,給予終身免徭役或做郎官等待遇。前111年,漢武帝大規(guī)模地沒收商賈的田宅、錢財和奴婢,獲得數(shù)以萬萬計的錢財。被沒收的奴婢,有些留在本地官田上耕作,有些分發(fā)到皇帝的苑囿里養(yǎng)狗馬禽獸,并分給水衡、少府、太仆(養(yǎng)馬、騾、駱駝)、大司農等各個官府供使用?!妒酚?平準書》載楊可告緡使“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shù),田大縣數(shù)百頃,小縣百余頃,宅亦如之”;又說“徒奴婢眾,而下河漕渡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郭沫若據(jù)四百萬石推算出這次被押往長安的有22萬奴婢。當時的許多奴婢參加了生產(chǎn),《鹽鐵論.散不足篇》說“今縣官多畜奴婢,坐稟衣食……黎民昏晨不釋事,奴婢垂拱邀游也”;這說明了奴婢比國家奴隸——農民輕松愉快!漢元帝時貢禹說,各官府有官奴婢十萬余人,良民出租養(yǎng)活他們,每年費錢五六萬萬?;实弁瑫r也是占有十萬以上奴婢的大奴隸主。皇帝占有大量公田河苑空地,使用奴隸遠不能開發(fā)這些田地,有時用‘假(借)’的形式讓貧民墾種,作為皇帝的佃戶。有封地的貴族,收入也分公費和私費奉養(yǎng)兩種。公費是收田租和戶賦(每一民戶每年納千二百),供朝見皇帝、祭祀祖先等事的費用。私費是占有田地、奴婢及征收園池商市稅,供貴族私用。(貴族)無限制地占有田地和奴婢到了西漢后期特別嚴重,迫使某些感到危險的大官員求朝廷限田、限奴婢。前七年,丞相孔光等奏請:王、侯、公主、官吏、人民占有田地不得超過三十頃;占有奴婢:王二百人、侯和公主一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坠獾闹鲝埼幢粚嵭?。

  自秦后兩千多年,使用奴婢和農奴的大地主莊園和小土地自耕農并存的生產(chǎn)方式一直是的中華諸帝國的生產(chǎn)方式,官方和民間的蓄奴生產(chǎn)方式在中國長盛不衰。各朝各代的蓄奴法律不斷,如唐代的《奴法》、清代的《逃人律》,嚴懲逃奴和窩藏逃奴的人戶?!缎绿茣沸谭ㄖ驹谡摦敃r的笞、杖、徒、流、死五刑時道:“三曰:‘徒’。徒者,奴也”。

  通觀秦漢法律的一個共同特點是,除了家庭擁有奴隸外,當一個觸犯國家法律的公民所犯的罪行比罰金規(guī)定的可贖罪嚴重,但又不嚴重至被處死時,國家對罪人懲罰和對其他公民的威懾是對其施以徒刑即淪為勞作奴隸(隸臣、妾、城旦、舂)。與死刑相比,徒刑具有保存犯人生命的人道意義,同時又為國家獲得了大成本最低的奴隸勞動力。

  古代奴隸社會為了防止奴隸冒充公民或逃亡,迫使奴隸在身體上留有記號,使其在外表上很容易和公民區(qū)別開,這使抓捕逃奴變?yōu)橐资?。當一個公民犯了罰金不能贖而又不至于處死的較重罪行后,秦漢國家將其淪為不同級別的奴隸作為懲罰,并根據(jù)罪行輕重附加黥(面額刺字)、劓(割鼻)、刖(斬腳)、宮(割*)等不同級別的傷殘人身體的肉刑。秦漢法中在前額或臉部刺字的“黥刑”不減弱奴隸的勞動能力,它和“劓刑”的作用是為奴隸打上持久以至終身不掉的奴役記號或烙印。

  漢高祖九年12月,“(趙相)貫高等謀逆發(fā)覺,逮捕高等,并捕趙王敖下獄。(趙)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從王就獄”(《漢書》67頁,高帝紀下)。漢高帝曾購求楚將季布千金,濮陽周氏為救他,將其髡賣為奴:“乃髡鉗季布,衣褐衣,之魯朱家所賣之”(《史記》2729頁,季布欒布列傳)??梢娫谇爻蜐h初,私家奴被剃光頭發(fā)和胡須(髡)并頸戴鐵環(huán)(鉗),著褐色奴衣,而公家奴則分為完(髡)刑和部分剃發(fā)須的耐刑二種。男女奴隸的耐發(fā)型類似*期間為所謂“罪人”剃的“陰陽頭式”。

  秦漢國家的軍爵贖身法規(guī)定臣民或普通奴隸(隸臣妾)可以為國家做貢獻為親屬奴隸和自己贖身。秦“軍爵律”規(guī)定了二級爵(上造)以上的公民降低自己的兩級爵位變?yōu)槭?最低公民)可免去自己的親父母中的一人的奴隸身份;以及第二等級的奴隸(隸臣)斬了足夠敵首而連升兩或三級成為公士(隸臣→(司寇)→庶人→公士)級公民如果降爵位一級為庶人,他可免除自己妻妾一人的隸妾身份的;同理,一個隸臣身份的工匠斬一敵首,或他的親屬或朋友為其斬敵首,他可升為自由工匠,但身體受肉刑的奴工只能成為半自由的國家工匠。

  史料證明秦漢隋唐以來的中國奴隸制度和古代兩河流域的巴比倫、亞述、波斯等帝國的奴隸制度基本上是一樣的。兩河流域早期奴隸制城邦舒如帕克時代(前2600~前2400)的楔形文字契約表明田地和房產(chǎn)是可以出賣的,但沒有發(fā)現(xiàn)奴隸買賣的文件。可見在西亞文明的城邦建立時期,公私家同樣很少使用奴隸進行農牧業(yè)生產(chǎn)。戰(zhàn)俘多被處死,而不是用作奴隸。隨后,從拉旮什城邦時期(前2300~前2200)到亞述、巴比倫、波斯帝國時期(前330),奴隸生產(chǎn)制和小農經(jīng)濟一直并存。在兩河流域奴隸社會中,由于沒有國家奴隸制只有債務奴隸制,巴比倫國家不用戴罪立功贖罪的方法來減少淪為奴隸的公民數(shù)量,而是禁止私人家庭把有期限的債務奴隸變成真正的終身奴隸。所有的債務奴隸在被奴役四年后都應獲得自由。當一個國王即位后往往大赦全國的債務奴隸,其事在國王的年名中被稱為“在全國建立了公正(或國民的自由),使人心舒暢”。巴比倫王薩比烏姆以及漢莫拉比和他的4個后代王:叁蘇伊魯那、阿比埃舒赫和阿米迪塔那、阿米察杜卡的年名都證實了他們在其元年發(fā)布解負令釋放債奴婢的重大舉措。和秦漢法把被俘的公民淪為國家奴隸不同,當被俘或失蹤的巴比倫士兵回到祖國后,巴比倫法律仍然把他看為公民,把公民享有的份地還給他。當一個在敵國為奴的前公民被商人作為奴隸買回國時,法律求他的自由不用贖金就立即被恢復。

  古巴比倫國家沒有發(fā)展到奴隸社會的高級階段——國家奴隸制,還停留在家庭奴隸制階段。法律往往把較重的罪犯處死,而不是淪為奴隸。由于國家對奴隸的數(shù)量需求不大,因而沒有株連親屬的法律。前14~11世紀的《中亞述法典》比《漢莫拉比法典》晚幾個世紀,其中的刑罰已包括為國王勞動20天或1個月,但是和秦漢法比照,罪犯被奴役時間非常短。

  秦漢國家處于奴隸社會的高級階段——國家公有奴隸制階段:除了公民家庭使用私有奴隸外,奴隸制帝國還大量使用公有奴隸。國家奴隸的來源一部分出自外國戰(zhàn)俘,更多的是帝國通過刑法將犯有不同程度罪行的公民淪為不同級別的國家奴隸。

  為了增加奴隸的數(shù)量,當一個男公民犯法成為完城旦和鬼薪以上的國家奴隸時,他的家屬也同時淪為國家奴隸。這就是中國奴隸制刑法中特有的“連坐”和“株連”法。怠于農耕生產(chǎn)而致貧困者,本人及其妻子沒為官府奴婢等規(guī)定,在秦律中乃為常見。由于皇帝是國家的代表,國家奴隸實質上是王朝的奴隸。這一制度的特點是,每個公民和家族都可以用貨幣購買或者戰(zhàn)功分得奴隸作為自己的財產(chǎn),但國家或者王朝可以不花錢僅通過法律的懲罰就可以把許多公民變成奴隸,從而成為國家奴隸制度最大的受益者。

  男奴娶自由女生子:巴比倫奴子為自由人,秦漢奴子為奴隸;自由男和女奴生子:巴比倫法、秦漢法均為自由人。秦漢法:主和他人的女奴有子,為他家奴婢;男奴隸娶女主或主家女,奴隸處死,女人為國家奴隸。胡伊德說:“漢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齊國的太倉令(王室倉庫主管)淳于公有罪,被押赴首都長安服刑。他的女兒上書,指出死刑和肉刑使死者不能復生,受過刑的人一輩子殘廢,想改過自新也無路可走,她表示自愿當官奴婢,請求為父親贖罪。文帝深受感動,令大臣改革肉刑,最后確定將割鼻子改為打三百下,斬左腳趾改為打五百下。但是受刑人常常被打死……”這表明官奴的大量存在。

  秦漢等國家奴隸制帝國滅亡的原因正是“專任刑罰”,至于“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猋起云合,果共軋之”,“赭衣(奴隸)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漢書.刑法志》),這就是歷史發(fā)展的辯證性。陳勝、吳廣的首發(fā)起義軍多是奴隸、罪徒和貧民;陳涉,罋(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移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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