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士人狂怪之緣由
　　(一)激憤而狂。許多文人的狂怪習氣，并不是與生俱來的，往往是在現(xiàn)實社會中遭遇某種挫折和打擊，或抱負不能施展等原因造成的。如張獻翼，“吳中張幼于獻翼，奇士也。嘉靖甲子，與兄風翼伯起、弟燕翼浮鵠，同舉南畿試。主者以三人同列稍引嫌，為裁其一，則幼于也。歸家憤憤，因而好怪誕以消不平，晚年彌甚”。。張獻翼本來憑自己的才學能夠金榜題名，但由于主考官擔心三兄弟同時榜上有名會招致麻煩，因而只好黜退張獻翼。張氏在受此打擊后，競以怪誕之行為來排遣自己心中的不平之氣，由此具有了狂怪的習氣。另一文人沈嘉則“每酒三四行，微醺，朗吟李白詩，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凈胡沙”，“好衣緋衣，輿二三曹，偶居長林之下，或白日行游市中，市中嘩謂緋衣公來。至觀者如堵，先生自若也”川，對于沈嘉則這種狂怪行為的內(nèi)因，屠隆認為是“蓋疇昔奇抱，郁不得展，非孟浪也”’，就點出了沈嘉則是因為自己的抱負沒能得到施展，因而郁郁成狂。而屠隆自己也是因為“晚年一無所遇，為大言以自慰而已”；張時徹為豐坊作序時就點明了豐坊的狂怪是由于激憤的原因，“旁若無人，罕所顧忌。知者以為激詭，而不知者以為窮奇也”-…’。
　　(二)受習氣影響而狂。明代中后期，很多士人“案無帙書，時時落筆，吟嘯自得，而好彈射他人有本之語，口舌眉睫，若天生是屬嚙吠人者，這就是當時士人好彈射他人的狂傲習氣的生動寫照。了解這一習氣后，我們就不難明白當時為何有那么多的士人有著“使酒罵座”這一狂怪的行為習慣。王世貞在給王文肅的信中也提到了當時很多士人因受這一習氣影響而形成的各種狂怪行為，“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詳伍者，青衿之能拷堂者，山人之能罵座者”。沈德符把這些受風氣影響而行為狂怪的士人歸為“愚妄”類，認為他們不學無術(shù)，又受當時風氣影響而狂怪是愚笨的狂怪。如陸伯生“名應(yīng)陽，云間斥生也，不禮于其鄉(xiāng)，，“然其才庸腐，無一致語。時同里陳眉公方以盛名傾東南，陸羨且妒之，詈為咿啞，聞?wù)邿o不匿笑”。陸伯生自己本無才學，但受當時狂妄之風的影響，竟然敢罵當時鼎鼎大名的陳繼儒為“咿啞小兒”，無怪當時士人無一不譏笑其為人的愚笨狂怪!
　　(三)恃才而狂。士人的狂怪，有很多是因其自身有著真才實學，不愿受傳統(tǒng)的“中庸”之道的行為規(guī)范的約束而表現(xiàn)出來的“狂怪”，這類人的狂怪與上述的愚笨而狂的士人有很大的不同。如林世壁“世壁，字天瑞，閩人，尚書康懿公之冢孫也。生而善病，高才傲世，醉后揮灑，千言立就”。林世壁雖然“高才傲世”，狂放不羈，但其自身有著出眾的才華，其狂也能讓人心服。又如吾謹“有司閱文奇甚，則又試五馬賦，立就。奇氣翩翩橫出……計京師業(yè)，睥睨天下士，自負舉首……時父故人為相”叭，但當其父的友人去見他時，吾謹競自負其才，認為自己必能高中榜首，因而不屑與之見面。
　　使得其父的友人乃大怒日：“此吾故人子，負才狂誕”，因而不讓吾謹中榜首，認為這種恃才而狂的文人一旦得志則“上第當益狂，以故才雖高競不得魁”。這類恃才而狂的文人最后往往也是因其自負其才而嘗盡苦頭，終其一生，其才也難以施展，因而也會走向更加狂妄的極端。
　三、明人論“狂”
　　魏晉士人的狂怪任誕風氣對后世文人的習氣影響很大，明代士人也是這一風氣的接受者。如“狂士”李贄，他在其《初潭集》中大量記載了魏晉士人之桀驁不馴、不旨折節(jié)的故事，并一一評述，或評點“卓和尚是”，或日“似李卓老”，通過對魏晉士人狂怪習氣的贊賞，從而問接地表達了他對于狂怪的贊賞態(tài)度。如“阮修，字宣予，陳留尉氏人，好《老》《易》，能言理。不喜見俗人，時誤相逢，即舍去” 。對于這樣一位狂傲的文人，李贄評日：“似卓老”，引以為同調(diào)。又如“張彥真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意相合者，則傾身與交；如志好或乖，雖王公大人，終不屈也。”對于士人狂怪風氣的其它態(tài)度，在明人文集中也有著大量的闡述。如王世貞評楊慎的狂怪是因其“特是壯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是比較同情的態(tài)度。又如對于狂人吾,一勺記載，屠隆評日：“謹負才氣，好上人，…不得志于舉首，則憤悶不平，決去高逝，甘于淪落田間，嗟謹為豪舉過甚矣。然謹才豈可少哉。故人始屈抑，謹良是其后，乃竟聽其淪落。嗟乎，天既天謹，又泯沒其文，令不傳，余深,惜之……傳其文，第為之論著如此”“。屠隆認為吾謹狂放過甚，吾謹后期的狂放，在屠隆眼里看來等同于自甘頹廢沉淪，認為這種狂放的行為不可?。坏终J為，如吾謹這樣的狂人，“其才豈可少哉”，是由衷地贊嘆這類狂人的才華，是以不忍“泯沒其文”．為之記，使其流傳。
　　如果說自身就有狂隆習氣的屠隆對于士人狂怪行為的態(tài)度是比較復雜，有所保留的話．那么．那些行為比較“正統(tǒng)”的人對于狂士的狂怪行為則是比較厭惡的，如對于豐坊的狂怪行為“所至人畏而惡之”：維幀“又好使酒罵瞪，人多而上之”；對狂生李至清“里人噪而逐之”。士人的狂怪行為易于引起周圍人的反感，甚者招致牢獄之災(zāi)或殺生之禍，如狂生嵇元夫，“元夫，字長卿，吳興人。少起貴介，放跡不羈，為鄉(xiāng)曲所中，坐法下獄”。
　　正是基于對狂怪行為所可能招致的災(zāi)禍有著清醒的認識，有的士人則提醒自己切莫狂怪，或厭惡狂怪之人。如狂生田藝蘅的本來性格是“性放曠不羈，好酒任俠” “行徑大自奇僻”正是基于對狂怪行為所可能招致的災(zāi)禍有著一定的了解，他才對自己的狂怪行為有著一定的反省，“而吾過為狂，固時俗之所不齒者”，對自身的狂怪之舉與時俗之間有著深深的顧慮。有的文人則直接地表示了不敢為狂的態(tài)度，如“仆林居無營，上不慕古，下不肖俗，為疏為懶，不敢為狂。”
　　四、狂士與文學創(chuàng)作
　　狂怪行為是士人狂怪性格的外在表現(xiàn)，而文章的風格也往往是一個人的性格反映?？袷繛槲模恼嘛L格狂放不羈，跌宕恣肆。如屠隆評狂士吾謹?shù)脑姼?ldquo;慷慨為詩，往往跌宕恣肆”狂士盧楠，四庫館臣評其詩歌風格“詩亦豪放，如其為人”“王衡序唐時升《三易集》，評其詩歌“老法澹宕”…；屠隆評沈嘉則詩文“揮霍雄渾”，“文益疏宕，有奇氣”_“；王維楨詩歌“炳炳鏘鏘，聲如觀聽，真所謂擲地有聲””。由此可見，這一群體的為文風格確如其人，自成一格。
　　詩文如此，曲亦如此。很多士人由于“不得乘時柄用，非以樂事系其心，往往發(fā)狂病死”這一．群體的戲曲創(chuàng)作被稱為“抒懷寫憤”劇程羽文在《盛明雜劇·序》中說：“才人韻士，其牢騷、抑郁、啼號激憤之情，與夫慷慨、流連、詼諧、笑謔之態(tài)，拂拂于指尖而津津于筆底”-，明確指出了這一群體的“抒懷寫憤”類劇，的狂放跌宕的特色如自署“任誕軒”的狂士陳與郊，為人放誕風流，其所作《泠癡符》傳奇四種和幾部雜劇皆充滿一股憤世嫉俗的情緒，如《櫻桃夢》一劇，祁彪佳《遠山堂曲品》評此劇為“炎冷、離合，如浪翻波疊，不可捉摸……先生此記，盡泄其慨世之語，而才情宕逸，皆不可一世”就道出了這類劇作宕逸不羈的風格。
　　在形象的創(chuàng)造與題材的選擇傾向七，這一群體也顯得別具一格：他們創(chuàng)作戲曲時，多塑造個性狂傲的才子形象以奇人貞士為自己寫照，大吐心中郁悶不平之氣一如稱“疏縱不為儒縛”,徐渭，在《四聲猿》中充滿激情地造了狂士泌衡是形象，又如“狂傲自負”的沈自徵在其《漁陽三弄》中，塑造了杜默、張建封、楊慎三個主人公，這三個形象個個狂傲，負才使氣，時見其自身性情潛影其中。
　　在題材選擇上，這一狂人群體傾向于選擇至奇至怪之事，通過這種奇事，進而塑造奇人，從而寄托自己的奇情。如徐渭的《雌木蘭》和《女狀元》的主人公都是女子，花木蘭替父從軍立下戰(zhàn)功，黃崇嘏高才博學考取狀元，所寫皆是驚世駭俗之事。
　　狂士的文學創(chuàng)作有其特色，但又由于他們自身狂放不羈的行為，跌宕縱逸的才情，往往引人注目，極易進入其他作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視野。如楊慎狂放不羈的一生，就進入了沈自徵的文學創(chuàng)作視野，他以楊慎為原型，在《簪花記》中對楊慎這一狂士形象進行了重新加工創(chuàng)造，使楊慎的狂士本色更為突出。
　　狂士的行為不僅進人其他作家的戲曲創(chuàng)作視野，還進入了他們的各種筆記中。如馮夢龍《古今譚概》“怪誕”部中記載的張獻翼、張孝資，金陵史癡等人的狂怪之舉；李紹文《皇明世說新語》“簡傲”類中記載王廷陳等人的狂放行為。另外，這些狂士還進入了其他作家的傳記文學中，饒龍隼教授將其稱為“畸人傳”如屠隆《白榆集》中的《沈太史傳》寫其“交游多天下異人”袁宏道《瓶花齋集》中的《醉叟傳》寫其“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蛤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徐渭《徐文長逸稿》中的《曇大師傳略》寫其“母朱淑人，夢月墜床，孕，及產(chǎn)師，女也。母偶立而產(chǎn)，不覺亦不血”等奇異之事，給傳記文學提供了新的題材。
　　綜上所述，明代士人的狂怪習氣是明代中后期士人的一個重要行為動向，他們的狂怪有別于歷代其他文人的相對“簡單”的狂傲之習，有其重要而復雜的社會習氣背景等因素，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及被納入文學創(chuàng)作也是一個值得深入討論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