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批評文體、批評對象的制約
　　從批評文體上看，很難想象一部用白話寫就的“詩話”或“札記”是什么樣子。作為中國文學批評主要的文體樣式，詩話和札記自身的特點無不決定著其所使用的語言應是典雅靈動的文言語體，試簡要分析之。首先，從內(nèi)容上看，詩話的主要功能是點評詩作、臧否人物、追源溯流、辨彰清濁、指摘利鈍以及記錄詩壇軼事、詩人言行等，札記則是讀書的摘要和心得，這些內(nèi)容的表述，或追求的是三言兩語、切中肯綮，而非宏篇大論、滔滔不絕，變?yōu)榱钊松窂蜕鷧挼母哳^講章，或崇尚的是魏晉以來品藻人物的清談雅興，講求清新靈動、傳神寫意，而這些要求無疑都使文言的優(yōu)勢得以凸顯出來，成為錢鍾書考量的因素?？梢哉f，詩話、札記的內(nèi)容以及由此而決定的語言風格，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錢鍾書的語體選擇。其次，從形式上講，詩話和札記都屬于筆記體，最大程度地契合了中國傳統(tǒng)文論重視個體感悟、忽視邏輯論證的思維特點，結構松散，長短不拘，整部詩話、札記以及其中的篇章段落一般都缺少嚴密的理論體系、嚴格的范疇界定以及嚴謹?shù)恼撟C法則(始、敘、證、辯、結)，在語言的要求上自然也多傾向于簡練蘊藉的文言。白話盡管也可以有精煉的表述，但總體而言是無法與文言媲美的。因此，文言在語法結構和詞語組合上的靈活性顯然又是錢鍾書一個重要的考量因素。第三，從功能上看，傳統(tǒng)文人撰寫詩話的動機主要是歐陽修所說的“以資閑談”，錢鍾書在《談藝錄》“序”中所說的“托無能之詞，遣有涯之日”也是此意。
　　札記則屬于個人的讀書筆記，寫作目的同樣帶有私密的色彩?！墩勊囦洝?、《管錐編》如果使用白話，非但不能得心應手，而且在語言形式上也顯得過于莊重嚴肅，難免與文體的上述功能相違背，顯得不倫不類。
　　與《談藝錄》、《管錐編》不同，在《七綴集》這類批評著述中，錢鍾書則嘗試使用白話進行寫作，個中原因其實簡單明了，因為《七綴集》采用的文體樣式屬于典型的西學范式，在內(nèi)容上主要圍繞一個明確的問題展開，在形式上不僅篇幅字數(shù)與現(xiàn)代學術論文沒有差別，而且具有層層推演、邏輯嚴密的結構系統(tǒng)，論題的提出、概念的界定、論據(jù)的使用、論證的過程、結論的產(chǎn)生以及參考文獻的列舉，無所不包，極其規(guī)范，文言文顯然難以滿足這樣的文體要求。文體的特點再次決定了語體的選擇，同時也顯示出錢鍾書在文言與白話兩種語體上所具有的高超的、毫無滯礙的駕馭能力。
　　從批評對象上看，《談藝錄》、《管錐編》論述的主要是古典文學與傳統(tǒng)文化，對于錢鍾書而言，不僅要征引大量的文獻資料，而且還要在隨時寫下自己簡明扼要的評述。如果引文主要是典雅的文言，而論說又變?yōu)楝F(xiàn)代漢語，或多或少會破壞著述整體的語言風格，而且也會遇到語言和思維的轉換問題。錢鍾書自己也說：“因為《管錐編》里引文大都是文言文，如處處譯成白話文則諸多不便亦不宜。”至于涉及到的西文與文言在語言形態(tài)上的協(xié)調(diào)問題，在錢鍾書這里并未造成應有的麻煩，原因在于他的翻譯已臻于“化境”，可以將西文著述譯為典雅的文言。有學者指出：“錢鍾書在《管錐編》內(nèi)的西文雅言翻譯，可以作為哪位翻譯專業(yè)研究生的論文題目，尚綽綽乎有余。”錢鍾書自己也說：“文學翻譯的最高理想可以說是‘化’。把作品從一國文字轉變成另一國文字，既能不因語文習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風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到在翻譯過程中盡量消除外來語言的異質(zhì)性，使其在語言形態(tài)上歸化于全書的語言類屬和風格，是錢鍾書在《談藝錄》、《管錐編》中能夠使用文言的一個重要的前提，試舉一例說明之：
　　《堂·吉訶德》第二編第五章敘夫婦絮語，第六章起曰：“從者夫妻說長道短，此際主翁家人亦正伺間進言”云云(EntantoqueSanehoPanzaYSUmujerTerseaCascajoPasaronlaimper-tinentereferidapl6tica，no estaban ociosasla sob-rinaYamadedonQuijote)；《名利場》中寫滑鐵盧大戰(zhàn)。結語最膾炙人口：“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祈天保夫無恙，戰(zhàn)場上之夫仆臥。一彈穿心，死矣o”(Darknesscamedownontheif~ldandthecity：and Ameliawas prayingforGeorge，whowaslyingOilhisface，dead，with abulletthroughhisheart)。要莫古于吾三百篇《卷耳》者。男、女均出以第一人稱“我”，如見肺肝而聆款唾。
　　顏延年《秋胡詩》第三章“嗟余怨行役”，乃秋胡口吻，而第四章“歲暮臨空房”，又作秋胡妻口吻，足相參比。
　　這段文字節(jié)選自《管錐編》論“話分兩頭”敘事模式節(jié)，由于全篇的引文多為中國傳統(tǒng)文學，所以錢鍾書也使用文言翻譯西方小說，而且譯文只為滿足說明問題之需，所以非常凝煉，僅以傳達意旨為目的，這從小說中某些人物的名字被略去即可看出。如此則可避免中西引文以及錢鍾書評述在語言形態(tài)上的不一致現(xiàn)象，無論是對于讀者的閱讀還是全書的整體風格都有順暢妥帖的效果。
　　有學者指出：“錢先生對白話文有極深的造詣。但是在他從事學術創(chuàng)作時，他還是舍棄了它。考慮到錢鍾書學成于五四新文化的氛圍中，考慮到文言文幾乎成為消亡的語言，他的舉動格外耐人尋味。”事實也確實如此，趙毅衡在一篇題為《吳宓沒有寫出的長篇小說》的文章中曾說：“如果吳宓真能得保守真旨，見好就收，論文用文言寫小說改用白話(錢鍾書就是一佳例)，二十年代怎么會讓汪靜之享情圣大名?三十年代也能給何其芳等指撥迷津，而他的長篇肯定讓海倫女士比莎菲女士更享譽文壇。”新文化運動時期，以當時的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前身)的《學衡》、《國風》兩個刊物為陣地，形成了中國現(xiàn)代學術史上著名的“南高學派”(也稱“東南學派”)，代表人物有梅光迪、胡先輔、吳宓、柳詒徵、張其昀、繆鳳林等人，他們堅守中國文化的本位立場，批評新文化運動對待傳統(tǒng)的簡單做法，被當時許多人視為文化保守主義者。趙毅衡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當年的許多文化保守主義者都沒能像錢鍾書那樣學會文化保守主義的真旨——中西文化的融會貫通——真正做到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保持多元化的價值取向，而是斤斤計較于自己在“文白之爭”中的陣營和立場，所以應該寫出好詩佳作的吳宓最終還是因為不能放棄對于白話的偏見，在文言與白話之間根據(jù)自己的需要進行恰當?shù)?、自由的選擇，而導致計劃未能演變?yōu)楝F(xiàn)實，白白喪失享譽文壇的機會。今天，再次閱讀趙毅衡這段話，聯(lián)想起吳宓與錢鍾書這兩位“亦師亦友”、學貫中西的學者在文學和學術道路上全然不同的命運，感慨良多之余，我們或許更能理解錢鍾書在語言問題上的立場與態(tài)度、考量與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