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始于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漢字學已經歷了幾千年漫長的歲月。今天，當站在新的歷史臺基上回首漢字研究的遙遙歷程時，我們既為它在具體漢字材料的研究上取得的累累碩果而感到欣慰，也為它在理論體系上的蒼白以及潛伏的危機而抱有深深的焦慮。

東漢末年，我們已有《說文解字》這樣的輝煌巨著，直至今日亦研究漢字時，仍把它作為必備的參考書而置于案頭，但它其實只是—部離析性考釋的著作。在清朝末年，深埋在地下幾千年的殷王朝歷史檔案——甲骨文重返人間，文字學家把這種材料與歷代出土的金文材料、傳世的古代文獻相結合探討漢字問題，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是，這些成果大都是屬于文字事實研究方而的，在漢字理論建樹方面，遠不及文字事實的研究那樣景氣。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漢字學，特別是近百年來的漢字學在理論建設方面雖然取得了—定的成績，但也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的有以下兩點：

一、無法擺脫歐洲中心主義的偏見

清末以前，傳統(tǒng)文字學（即小學）只是經學的奴婢。人們殫精竭智研修小學，主要是為了通經。清朝末年，受西方學術思潮的影響，中國的文字學家們致力于建立—門獨立的漢字學，企盼把小學從經學中解放出來。

當時及后來，泛濫于思想界的，是西方文化中心主義。人們大都認為，現(xiàn)代化是單元的，現(xiàn)代化即等于西方化。在這種思想背景下誕生和發(fā)展起來的中國現(xiàn)代文字學，必然帶上歐洲中心主義的深深的胎記。

與古代文字學家不同，清末以來的文字學家接觸了西方文化，大體弄清了西方文字的面貌及其歷史。既然現(xiàn)代化等于西方化，既然西方文字和它的歷史呈現(xiàn)出特定的樣態(tài)，那么，中國的文字學家們在探討漢字的理論問題時，就會自然而然地向西方文字“認同”。

（1）漢字的“形”不能單獨直接表達概念

西方拚音文字不是以形表義的，而僅僅是表音的，它是一種純粹的記錄語言的符號，它對語言有極強的依賴性。既然如此，漢字也應是這樣。于是中國的文字學家們在自己的著作中寫道：漢字“不能單獨直接表達概念。”（梁東漢《漢字的結構及其流變》3頁）這樣的主張不是個別的，而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有的文字學家斷然說，文字可以直接表達概念的主張，是徹頭徹尾反馬克思主義的。

為什么這樣說呢?原來馬克思說過這樣的話：“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xiàn)實”。斯大林又進一步指出：“沒有語言材料，沒有語言的‘自然基礎’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一般的文字學家認為，斯大林所說的思想的自然基礎，僅僅是指有聲語言。這樣，認為漢字可以直接表達概念，那就是離經叛道的。

可是，近年來，通過對聾啞人和失語癥患者的研究，人們認識到，語義同物質手段的聯(lián)系是多維的。這樣的物質手段，可以是聲音形式，也可以是文字、手語形式?，F(xiàn)代心理學的實驗也證明，認讀方塊漢字可以直接從圖象獲取意義信息，不像認讀拚音文字那樣，必須通過語音的分析才能了解意義。

正因如此，我們相信著名語言學家帕默爾的這句話：

“（漢字的）視覺符號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過口頭詞再去表示概念”。

（2）漢字發(fā)展的總趨勢是簡化

西方文字大體經歷了圖畫文字（古代埃及文字）、表詞文字（古代埃及文字）、音節(jié)文字（古希臘文字）和音素文字（古布臘文字，拉丁文字：希臘音素文字起源于腓尼基文字，而腓尼基文字是在古代埃及和克里特·邁錫尼文字影響下形成的；拉丁文字又源于希臘文字）這么幾個發(fā)展階段。就書寫單位來說，西方文字的發(fā)展趨勢是絕對的簡化。

在此啟發(fā)下，又兼看到了漢字中的一些簡化現(xiàn)象，于是文字學家們立即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古今漢字發(fā)展的總趨勢是日益簡化。

但是，漢字的事實似非如此。漢字形體演變過程中的繁化現(xiàn)象是大量存在的。比如在殷商時代，“祖父”的“祖”只寫作“且”，語氣詞“唯”只寫作“佳”，“考妣”的“妣”只寫作“匕”或“比”。這類現(xiàn)象決不是罕見的，對此我們不能視而不見。

與西方文字書寫單元的一味簡化不同，漢字書寫單元的演變走的是一條自己的路，它是既簡又繁。呂叔湘說：“講到字形的演變，可以說是既有簡化，又有繁化。簡化指減少筆畫，為的是寫起來方便。繁化指增加偏旁，為的是區(qū)別字義”。（《語文近著》145頁）這樣的看法是比較符合漢字發(fā)展的特定狀況的。

漢字為什么會取這樣的發(fā)展道路呢?原因是很復雜的，其中重要的一點則是中國文化宏觀背景的影響。中國文化有一種基本的特征，即是調和持中，它制約著我們漢族人處理問題時的方式。比如，古人在處理政治問題時，既不一味的“寬”，也不一味的“猛”而是講究“中和”，要“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古人認為，這樣才能處理好政事。又如在為人上，古人認為既不能太 “質”，否則就過于“野”，也不能太“文”，不然就過于“史”，要取其中，即“文質彬彬”，這樣才能稱得上是一個君子。再如在處理“中學”和“西學”這對矛盾時，人們大都主張“中學”為“主”為“體”，而“西學”為“輔”為“用”，這也是取中庸之道?？傊湃嗽谔幚砻軙r，不好走極端，而常以互相讓步、調和折衷的辦法解決。這樣的中庸文化精神，也制約著人們對漢字發(fā)展過程中出現(xiàn)的矛盾的處理方式。漢字是要人書寫的，寫出來后又是讓人看的，書寫的人要求漢字形體簡單，而看的人又要求漢字“視而可識”。這兩項要求就構成一對矛盾。面對這個矛盾，古人是取中庸之道的，即走簡明化的道路。既考慮書寫人的要求，努力減少筆畫便于人們書寫；也照顧閱讀人的利益，適當繁化，以區(qū)別字的意義。

（3）漢字日益向表音的道路上邁進

西方文字的發(fā)展歷程是，由表示意義到表示音節(jié)，再由表示音節(jié)到表示音素。既然如此，中國的漢字也應當是日益走向表音。

為什么說漢字的發(fā)展具有音化的趨勢呢?文字學家們認為，這主要表現(xiàn)在下述兩個方面，一是假借字的產生和大量使用，，二是標音的形聲字的出現(xiàn)。

這種看法似是而非。如果漢字也同西方文字一樣，是在一步步地向表音的方向邁進，那么在漢字中，傳統(tǒng)所謂“假借字”應該是越來越多，而且相同的音節(jié)應該逐步用同一個“假借字”來書寫。這樣才能逐步由表意文字過渡到音節(jié)文字，最終變成拚音文字。

但是，漢字的歷史發(fā)展狀況卻與此大相徑庭。假借字在較早的時期就已經出現(xiàn)并比較廣泛地被使用著，但是，在后來的歷史發(fā)展中，這些假借字多半被加上了義符。比如“溧冽”的“溧”本來寫作“栗”（栗樹的栗），“憂感”的“感”本來寫作“戚”（斧頭類兵器），“云謂”的“謂”本來寫作“胃”（腸胃的胃），“碡瑁”兩字本來寫作“毒冒”。有些假借字雖然沒有加上意符，但是，由于它頻繁地被使用，它的特定形體作用于人的視覺神經，使人產生了條件反射，在人們的頭腦中已實現(xiàn)了字形和字義的直接聯(lián)系。比如，連詞“而”、“則”，代詞“其”、“此”等等，人們視其形即知其義。

漢字在其發(fā)展中，逐漸取得絕對優(yōu)勢的不是假借字，而是“溧”、“感”、“謂”一類的形聲字。形聲字為什么會有這樣強大的生命力呢?有的文字學家解釋說：“這是由于它具有標注語音的優(yōu)越性”。（梁東漢《文字》20頁）這樣的解釋難以令人信服。若論標注語音，那么形聲字不及假借字，因為后者是純粹表示語音的。既然具有標注語音優(yōu)越性的漢字會在漢字的發(fā)展中占有優(yōu)勢，那么在漢字占絕對多數(shù)的應該是假借字，而不是形聲字。其實，形聲字是在象形符號的基礎上產生的，它的音化是為意化服務的。它的聲符往往不是真正表音，而只是大概地譬況一下，而且還常常兼表意義。一句話，形聲字基本上也是以形表義的。

總之，漢字的發(fā)展趨勢，并不是象有些文字學家所想象的那樣，是一步步地走向音化，而是始終在“意化”。

（4）漢字要走世界共同的拼音方向

五四時期的多數(shù)專家學者，都毫不懷疑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中心主義。他們相信，要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就要走西方的道路。既然如此，漢字未來的出路就在于拉了化，即以字母表示語言中最小的單位——音素。這一點，成了當時許多學人的共識。后來，文字學家們又得出了漢字的發(fā)展呈簡化和音化的趨勢，這樣，人們就更加相信，未來的漢字一定會是一種西方式的拼音文字。建國以后，黨和政府把漢字的根本改革作為—項政策來加以推行。毛澤東主席在1951年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這是五四時期漢字拉丁化思想的歷史延續(xù)。經這位偉大人物的提倡，漢字改革、走拼音化的道路成了不容置疑的語言文字工作上的指導思想。毛主席還具體地指出了漢字拼音化的具體實施步驟。主張要分兩步走，一是做好必要的準備工作，二是加以根本性的改革。周恩來根據(jù)毛澤東文字改革的思思，提出了當時文字改革的三項任務。—是簡化漢字，二是推廣普通話，三是制訂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這樣文字改革的各項基礎工作就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地展開了。然而，漢字拼音化運動至今快一個世紀了，它的成就卻不大。這是為什么?

另一個引起人們反思的原因，則是近年來人們對現(xiàn)代化這一概念認識的變化。在20世紀70年代以前，人們，特別是歐美學者認為現(xiàn)代化的潮流是單元的，它從西歐崛起后，將要涵蓋天下，波及世界各地，任何—種文化，都要經過現(xiàn)代化——即西方化的洗禮。但是，70年代以后。世界發(fā)生了新的變化，一些異于西方的現(xiàn)代工業(yè)文明出現(xiàn)了。如以日本、南朝鮮、臺灣、香港、新加坡為代表的新工業(yè)文明——即東亞工業(yè)文明即是其中之—。這些東亞同家和地區(qū)所走的道路，與西方的道路有所不同，其工業(yè)化的模式也有別于西方，但是，他們卻取得了很大成就，實現(xiàn)了現(xiàn)代化。而對這樣的事實，人們開始對現(xiàn)代化單元發(fā)展模式產生懷疑，開始認識到，通往現(xiàn)代化的道路并不只是西方的一條，實現(xiàn)工業(yè)化的模式也不只是西方一種，現(xiàn)代化是多元的，而不是單元的。這樣，就從根本上動搖了歐洲中心主義的觀念。一些思想家開始進行一次有重大意義的工作，即設法突破19世紀以來歐洲中心主義所提出的現(xiàn)代化模式。他們沒法從三個方向進行突破，—是回到傳統(tǒng)中去，二是想辦法了解非西方的重大文化傳統(tǒng)，再一個就是了解初民的文化傳統(tǒng)、初民的價值取向。在此基礎上，尋根熱潮在世界范圍內蔚為壯觀。

在這種思潮影響下：人們開始重新評價漢字，再思考漢字的未來。

清末以來，人們人都認為漢字“是當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難者”，而拉丁文則很容易，它“基于切音為字，則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谧衷捯宦?，則讀于口即達于心；又基于字畫簡易，則易于習認，亦即易于提筆”。（盧戇章《一目了然初階》）既然如此，漢字與拉丁文：字的優(yōu)劣自不待言，漢字走拉丁化的道路也勢在必行。

可是，今天人們卻認識到，漢字雖然有—些缺點，但也并不是一無是處。記憶漢字雖然不象記憶西方文字寧母那樣容易，卻沒有記憶詞的書寫形式的辛勞。而且漢字還有其它一些優(yōu)點，如漢字適應漢語的特點；它以形表意，閱讀速度快；它是一種平面字，儲存的信息多，給人的敏感優(yōu)于線形字；它簡潔明確，有超時間和地域的功能等等。正因漢字有種種長處，所以行人說漢字是“智慧的結晶，文明的奇跡”，甚至還有人說：“漢字是中國的第五大發(fā)明”。

漢字既然適合漢語的許多特點，并有一些不容忽視的長處，所以，人們認為漢字的未來不見得是拉丁化，對漢字進行的改革，不應是廢棄式的改革，而應是繼承式的改革，即把它不好的地方取消，采取優(yōu)勝的地方。

二、難以克服傳統(tǒng)文字學理論的缺欠

我國傳統(tǒng)的文中理論，有所謂“六書”，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這個理論產生于漢代，經東漢末年許慎的闡發(fā)而影響于后世。它本身有許多缺欠，主要有下述三點：一是把造字方法與用字方法混為一談，更不會闡述這兩者區(qū)分的原則，二是沒有分清漢字的靜態(tài)結構類型和動態(tài)的創(chuàng)造方法這兩個概念，三是對造字方法、用字方法以及結構類型缺乏科學、完整的認識。

許慎所具體闡發(fā)的六書理論，雖然存在著種種缺欠，但是在清代以前，它卻沒有受到應有的挑戰(zhàn)。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許慎以來沒有發(fā)現(xiàn)多少新材料，在宋代雖有不少金文材料出土，但卻沒有用于漢字學的研究；二是許慎所撰寫的《說文》，屬于我國小學的經典著作，而小學與經學的地位幾乎同樣崇高，一般人不得妄加非議；二是我同學術研究的傳統(tǒng)缺乏創(chuàng)新意識，人們崇媚古人，古人的學說被奉為金科玉律，不敢越雷池一步。因此之故，人們對六書學說不發(fā)生懷疑，研究漢字學只是在六書的系統(tǒng)里、圈子內，畫地為牢。許慎以來，文字學的著作雖然可以汗牛充棟，但是，真正具有開創(chuàng)意義的成果卻沒有。一直到清代，有些文字學家才發(fā)現(xiàn)，六書理論存在著一個大問題，即把造字方法和用字方法混為一談了。

漢人把六書都看成是造字的根本大法。其實，在這六書里，假借、轉注兩法與前四種方法有明顯不同，使用這兩種方法以后，在整個漢字體系里，并沒有增加新的漢字。把這兩種方法也稱之為造字之本，顯然是名不副實。對《說文》和“六書”有深入研究的清代學者，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于是他們對“六書”加以區(qū)分。清代著名語言學家戴震說：“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字之體也；轉注、假借二者，字之用也”。他用“體”和“用”這兩個概念把六書切為兩半。清代著名的文字學家王筠則說：“象形、指事、會意、形聲四者為經，造字之本也；轉注、假借為緯，用字之木也。”（《說文釋例》）他則使用“經”和“緯”這兩個概念，并明確地指出，前四書是造字之本，后兩書是用字之本。

有些文字學家，不愿意相信六書兩分的看法，他們寧愿相信漢人。漢代學者明明說六書是“造字之本”，你們清儒為什么說后兩書不是呢?

其實，清代學者區(qū)分了造字和用字之不同，提出了造字法和用字法這兩個概念，是很有理論意義的，是對于中國文字學研究的一大貢獻。后人應擇善而從，不應迷信漢儒，應該在清人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下述問題：一是造字和用字區(qū)分的標準是什么?二是造字法和用字法這兩個理論子系統(tǒng)各包含哪些理論要素?

關于造字和用字這兩者的區(qū)分標準問題，文字學家們并沒有把它提出來，更不用說加以討論了。而這個區(qū)分原則，顯然是文字學中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對此認識不清，必然影響到漢字理論問題研究的深入。

我們認為，凡符合下列兩條者即屬于“造字法”。一條是，活動的結果使語言中一個需要記錄的語素有了自己的書寫形式，二是在整個漢字大家庭中增加了一個新的成員。

定下這個原則，有助于系統(tǒng)全面地探討文字的創(chuàng)造和使用問題。

關于漢字的創(chuàng)造方法。最早有前面講過的漢人的六書說。這個說法把用字方法也包括進去了。清人認為，“指事”、“象形”、“會意”、“形聲”四者才是文字的創(chuàng)造方法。這四書學說雖然比六門說前進了一大步，但是問題仍然很大。

第—，由于它沒有分清動態(tài)的“文字創(chuàng)造”和靜態(tài)的“文字結構”這兩個概念，所以把由不同力法創(chuàng)造出來的漢字，歸于同一種創(chuàng)造類型之下。例如所謂的“ 形聲字”就是這樣，有些形聲字，如“氫”、“氧”等等，是直接用兩個偏旁組合而成的，是真正的“形聲相益”，“氫”、“氧”這兩個語素，原來根本就沒有書寫形式。但許多形聲字，則是通過對記錄該語素的舊有漢字的改造而產生的。比如原野的“野”的初文作“”，后來加注“予”聲，于是“”這一新的形聲字就誕生了。由上述兩種方法創(chuàng)造出來的漢字，若從靜態(tài)的結構來分析，都是由意符和音符組成的，古人把這兩類字都納入“形聲字”這種造字方法之下的原因即在此。

第二，由于古人缺乏較強的抽象概括能力，所以又把用同一種造字方法創(chuàng)造出來的漢字，分屬在不同的造字類型之下。如指事、象形、會意這三書就是這樣。這三書都是通過描摹字形（包括事物之具體形狀和抽象的形態(tài)）來表達語素意義的。例如古文字小的“上”是通過描繪一短橫在一長橫之上的形體來表達在上的意思，“日”是通過描繪太陽的外部形態(tài)來傳達日頭的意思，“舂”是通過描摹兩手舉杵舂臼巾之物的形狀來表達“舂”這種動作。這都是用同一種方法創(chuàng)造出來的漢字，卻被分成二類，正因如此，這三類造字法之間的界線是模糊不清的。比如，“上”、“下”兩字，許慎歸為“指事”，而鄭樵卻列入“象形”。又如象兩手爭奪一物的“爭”字，有人認為是“象形”有人認為是“會意”。

第三，有一種文字創(chuàng)造方法還沒有被歸納出來。比如“叵”（由“可”字變來的）“少”（由“小”字分化出來的）、“祖”（由“且”字改造而成的）等字是什么方法創(chuàng)造出來的，這個問題四書說沒有回答。

四書說的上述缺欠源于漢人的六書學說。四書說既然存在這樣的缺欠，那么對它進行改造就是勢在必行的了。30年代，精通傳統(tǒng)小學和古文字學的唐蘭先生，對六書說、四書說展開了批判，還提出了他的關于漢字創(chuàng)造理論的新學說——三書說。這三書說是，—為象形文字，二為象意文字，三為形聲文字。唐蘭認為，象形文字要具備下列二個條件。首先，一定是獨體字，其次，一定是名字（用來記錄名詞的漢字），最后，一定在本名以外，不含別的意義（“人”是象形字，因為它只有“人”的意思；“大”不是象形字，因為它含有“人”以外的“大”的意思）。除了象形文字，形聲文字就都是象意文字。

唐蘭的三書說仍然存在四書說的上述三種缺欠。既是詩人又是個著名的古文字學家的陳夢家，在1956年出版了《殷墟卜辭綜述》。在這本書里，他提出了新的三書學說，即“象形”、“假借”、“形聲”。他認為這是漢字創(chuàng)造的三種基本類型。“象形”是由形得義，“形聲”是由形與音得義，“假借”是由音得義。陳夢家的三書說，克服了四書說的第二項缺欠，把“象形”、“指事”、會意”看成一種造字方法。但是，他概括這三書時使用的名稱——“象形”則不甚理想。陳氏的三書說，仍沒有克服四書學說的第—、二條缺欠，而且又把“假借”當作文字的一種創(chuàng)造方法，這無疑是漢字創(chuàng)造法研究上的退步。

]988年裘錫圭先生出版了《文字學概要》，在這部代表著80年代漢字學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里，他采用了陳夢家氏的三書說。但他對“象形”這—名稱做了改動，使用了“表意”這個術語。他認為：“這樣才能使?jié)h字型所有的表意字在三書說里都有它們的位置”。（《文字學概要》106頁）這樣，裘先生的三書說是表意、假借、形聲。這三書說仍然帶有陳夢家三書學說的缺欠。

中國漢字的創(chuàng)造方法到底怎樣，這是應該深入探討的問題。我們認為，在確定了“造字法”和“用字法”區(qū)分的原則之后，應該全面、系統(tǒng)、科學地把漢字的創(chuàng)造方法概括出來。

漢字是語素文字，也就是說，—個漢字所記錄的大都是一個語素，而且是單音節(jié)語素。語素有它的聲音，也有它的意義。在最初（主要是從事理邏輯上說的），人們創(chuàng)造漢字時使用的方法，大都是繪形表義法，這種方法是通過描繪形象化的符號來圖解語素的意義。比如，要想記錄“門”這一語素，就畫上兩扇門；要想表示“追逐（野獸）”的意思，就畫人（用一只腳代替）追逐逃走的豬這樣的簡要圖畫。這種造字方法，基本上包括了傳統(tǒng)的“象形”、“指事”、“會意”這三書，但比這三者的涵蓋面要大。

另一種方法，就是形體分化法。這種方法是為了應付由于語素意義的引伸變化和漢字形體的假借而造成的一字多詞的情況而使用的。為了解決一字多詞的矛盾，人們便在原字的基礎上加以改造，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的漢字來。例如，“且”字既作副詞用，又表示祖父的“祖”，人們就由“且”通過加偏旁“示”分化出一個“ 祖”字來，專門表示“且”的后一種意義。又如“取”既有取東西的意思，也有娶妻的意思，人們就由“取”通過加偏旁“女”分化出一個“娶”來，專門表示“取 ”的后一種意義。再如“氣”有云氣和乞求兩種常見意義，人們就由“氣”通過減少筆畫分化出一個“乞”字來，專門表示“氣”的后一意義。

再一種造字法，是表義擬聲法。這種方法是同時取來兩個漢字，用其中一個漢字的字義指示所要記錄的浯素的意義，用另一個漢字來譬況所要記錄的語素的聲音，兩者合而為一，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的漢字來。如“氫”、“氧”、“氮”、“禧”、祐”、“祺”等字都是這樣產生的。

總之，文字的創(chuàng)造方法應該是下述三種，即繪形表義法、形體分化法、表義擬聲法。

關于漢字的使用方法，過去有“轉注”和“假借”兩書說。“轉注”的含義如何，人們始終搞不明白。這樣，就只剩下“假借”一法了。

文字的使用，是指沒有（或有）書寫形式的語素對已有漢字的借用。

語素對文字的借用，一般只取被借字原來的音，例如象簸箕形的“其”字之所以被語氣詞“其”借用，是因為簸箕的“箕”和語氣詞“其”音近。這種借用方法就叫音借法，也就是一般所謂“假借”。

有時語素對文字的借用，只取被借字的形而不管它的音、義。例如，因為“獲”的古字“隻”象人手里拿著一只鳥，有“只”的意思，所以就被語素“只”借過來，作為自己的書寫形式。這種方法叫作形借法。

語素對文字的借用，有時只取被借字的義而不管它的形和音。例如，表義為十斗的“石”，本來并不讀如“擔”，但是，由于它和語素“擔”意義相同，“石”就被借來書寫“擔”這個語素，“石”也就改讀為“擔”。這種方法叫義借法。

可見，漢字使用的方法，決不只是“假借”一種，它也包括三種方法，即音借法、形借法、義借法。

關于漢字結構類型，過去也沒有很好地進行探討，主要原因是人們沒有分清“結構法”和“創(chuàng)造法”這兩個概念。結構類型，應該是人們對漢字靜態(tài)的結構進行分析后歸納出來的類別。漢字結構類型，應包括下列五大類：一是由意符構成的宇，簡稱意符字。如古文字中的“日”、現(xiàn)代漢字中的“尖”和“凸”。二是由音符構成的字，簡稱音符字。如記錄語氣詞“其”的“其”，字、花錢的“花”。三是由意符和音符構成的字，簡稱意音字。如甲骨文中的“翌”、現(xiàn)代漢字中的“河”。四是由記號構成的字，簡稱記號字。如甲骨文中的“五”、“六”、“七”、“八”等、現(xiàn)代漢字中的“日”。五是半記號字。其下又分為記號意符字和記號音符字，前者如現(xiàn)代漢字中的“春”，后者如今天的“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