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學者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有四層含義：一是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二是使中國革命和建設豐富的實際馬克思主義化;三是批判繼承歷史文化遺產，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形態(tài)民族化、中國傳統(tǒng)文化現代化;四是使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通俗化[1]。應該說，這些概括是比較全面的。這四個方面，尤其是第三個方面的研究與討論，在今天的社會中，具有更突出的現實意義。俞吾金在《尋找新的價值坐標》一文中提出，要按照事實的真相把馬克思理解為世界主義者，而不是歐洲中心主義者，就應該超越列寧的觀點，把以古代非歐社會作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人類學理解為馬克思主義的第四個理論來源。客觀地說，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根據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如果一種文明能夠流傳數千年，那么這種文明必然反映了某種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進一步說，今天，我們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遇到的任何問題，在這種文明的內部，也一定可以找到某種值得參考的解決思路。在現有的有關共產主義的各種討論中，對于“按需分配”的實現問題，有很多爭議，本文結合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一些有關闡述，對按需分配的理論及實現問題談談個人看法。

　　一、關于按需分配的幾點討論

　　賈可卿在《“按需分配”新論》中把現有的按需分配理論及實現問題的研究概括為四類：一是在物質資源極大豐富的基礎上，完全滿足人的一切需要;二是在物質資源稀缺的前提下，滿足人的合理需要;三是在物質資源稀缺的前提下，滿足某種社會必需;四是在物質資源稀缺的前提下，首先滿足最緊迫的需要。[3]以上四類研究概括了大部分人對此的認識，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分析，就會發(fā)現以上四種觀點都或多或少存在著問題。觀點一所說的在物質資源極大豐富的基礎上完全滿足一切人的需要，這種意義上的按需分配的實現不僅要依賴于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fā)展，而且還需要有方法消除個人社會需求的沖突問題，一般說來，用個人道德去約束、規(guī)范及消解社會人之間的認知沖突也是不符合唯物史觀的;而觀點二、三、四，存在著一個共同的問題，即如何價值中立地處理價值評價問題，如何定義“合理需要”、“社會必須”和“最緊迫”等問題，而且第一種分配觀就目前看來尚顯的有些虛幻，后三種按需分配觀則與人們對共產主義所描述的美好愿景相比，仍然有一定的差距。

　　如果從一個更一般的角度看待以上四種認識，就會發(fā)現他們面臨一個共同的棘手問題，即如何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需求評價、道德認知等價值沖突問題——因為無論社會發(fā)展到什么階段，人與人之間總可能存在一定的認知差異性，或者說，認知多元化的存在是一個社會必然，解決這種由主體獨立性引起的多元化沖突，是古今中外都必須面對的共同問題。在歐洲社會，為了解決沖突問題產生了一人一票的民主投票制度，以多數原則作為問題的解決方案，在許多場合中，這一做法都是簡單而有效的。然而，遺憾的是，近現代的理論研究早已表明，正如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在《理性與自由》中所論述的那樣，在有些場合，那些由于多元化引起的沖突問題，并不存在一個可以由多數原則所決定的社會選擇函數。

　　中華文化就是一種和諧的文化，反映了中華民族崇尚和平、反對武力的傳統(tǒng)。在幾千年的發(fā)展中，形成了以儒家為主，儒釋道三家共存的文化格局，是一個多種文化流派沖突融合的過程，因而，其中必然具有一些關于沖突問題的解決之道。然而，遺憾的是，無論是儒家的“中庸”觀，還是道家的“無為”觀，又或是佛教的“平等”觀似乎都缺乏類似于西方社會中投票制度那樣簡單的數學統(tǒng)計模型，因而我們也有理由懷疑，中華文化的系列理論究竟是否具有可操作性?或者僅僅只是一種粗略的定性描述而無法實現定量計算?

　　二、從超公平分配到按需分配

　　在《Super Fair Distribution Based on Individual Preference》一文中提出了一種超公平分配模型，其結論是比較有意思的，大意是說：在資源分配過程中(無論資源是可分或不可分)，一定存在一個分配過程，使得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得到了平均值或者超過平均值(即超公平值)，進一步的，在這個分配過程中，如果A認為自己比B得到多，那么同時，B也一定認為自己比A得到的多。

　　下面通過一個例子來討論一下有關超公平分配問題。

　　假設有三個人A,B,C生活在一個房間里(為了簡單起見，這里僅討論三個人，理論研究表明，相同的分析適應于任意的人數)，三個人共同擁有一個窗戶，在窗戶的使用問題上，三個人常常有不同意見，比如，在某天中，三個人又發(fā)生如下爭議：

　　A：開窗戶吧，屋里太悶了;

　　B：關窗戶吧，外面太吵了;

　　C：還是開一分鐘關一分鐘吧(這里假定C是一個性格急躁，容易沖動的人，經常會做出一些讓其他人感到莫名其妙的事)。

　　為了解決三個人之間的需求沖突，超公平分配的解決方案是這樣的：

　　1.由三個人分別給出自己的解決方案(每個人都基于自身的自由偏好);

　　假設三個人提出的解決方案如下：

　　A：我給大家每人10塊錢，今天窗戶歸我管理;

　　B：我給大家每人20塊錢，今天窗戶歸我管理;

　　C：必須有人給我100塊錢，我今天才不管理窗戶;

　　2.根據超公平分配算法，由計算機給出最終的分配結果;

　　針對前述方案，可以得到如下的最終解決方案：

　　A得到32塊錢放棄窗戶控制權，

　　B得到57塊錢放棄窗戶控制權,

　　C出資89塊錢并獲得窗戶控制權。

　　超公平分配把每個參與者都看作是平等的(不過，其分析過程同樣可以用于帶權重的公平性分析)，本文重點討論其平等的觀念，這里僅從其對每個方案的分析入手：

　　針對A的分配方案，其處理過程是這樣的：

　　因為A認為給每人10塊錢就可以解決問題，那么窗戶的價值對A就是30塊錢(既然A認為別人可以為10塊錢來放棄管理權，那么A自己也就應該為10塊錢而放棄窗戶管理權，因為只有三個人，所以窗戶的價值是30元)。

　　同理，窗戶的價值對B而言，是60塊錢;

　　再看C，由于C要求得到100塊錢才愿意放棄管理權，因此，窗戶價值對C是300塊錢(既然C認為自己必須得到100塊錢才能放棄窗戶的控制，那么，在C看來，A、B也必須得到100塊錢才能放棄窗戶的控制權);

　　再看最終的處理結果：

　　對A而言，得到10塊錢放棄窗戶控制權是公平需求，但是A實際得到了32塊錢，因而，在A看來，最終分配結果是符合自己的需求的;

　　對B而言，得到20塊錢放棄窗戶控制權是公平需求，但是B實際得到了57塊錢，從而，B的需求也得到了滿足;

　　對C而言，出資200塊錢得到窗戶控制權是公平需求，但是C實際只需要出資89塊錢，因此，C的需求也得到了滿足;

　　在以上的案例中，有幾個問題是需要注意的：

　　1.為了便于討論問題，有意把需求沖突擴大到一種近乎荒謬的場合，比如關于C的需求描述;

　　2.由于以上討論是關于一種不可分割的產品的論述，故引入了貨幣作為一般的協商手段(而對于可分割產品則并不需要引入貨幣)，同時，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假定存在貨幣是一個可以接受的假設;

　　3.在人數更多的情況下，可以證明，相同觀點的人組成聯盟，有利于提高自身的收益。

　　以上的分析過程表明，超公平分配實質上實現了一個滿足所有人需求的分配過程，換句話說，如果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那么任何一個人的需要都只能以社會平均值作為基本參考(當然，這里的平均值僅僅基于個體自身的主觀的平均值而不需要依賴于公正、客觀的權威評價)，進一步的，如果每個人都以社會平均值作為基本需求參考，那么超公平分配就是一種可以實現的按需分配。

　　三、從超公平分配看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

　　前文論述了超公平分配與按需分配的一些關系，下面再談談超公平分配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淵源。首先是一種參與者具有相同權利的平等觀，而這恰恰是佛教所宣傳的，即無論一個人的認知或偏好是如何的幼稚、偏執(zhí)，他的需求與其他人都將被平等的對待;然后是一種推己及人的交往原則，這正體現了儒家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精髓，其方案的執(zhí)行過程也再現了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原則;再后，從管理者的角度看，管理者不需要作出任何自己的權威判斷或者智慧處理，只需要把每個參與者的意見綜合實施即可(即由計算機進行客觀的演算)，這恰恰是道家所追求的“無為”之治;最后，從分配結果上看，其完美地暗合了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一種非常和諧的分配觀。

　　超公平分配并沒有試圖尋找一個多數的，權威的“社會選擇函數”，相反，它努力保證每個參與者的決策意見都被采納——這其中包含的平等、中庸，無為的和諧思想或許恰恰是西方多數原則的民主程序所缺少的，而這種中庸、無為的理念也正是價值中立地處理價值評價問題所必備的條件。一方面，以上的討論表明，前文給出的按需分配觀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是非常吻合的，另一方面，這一過程也在表明，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的許多理念，可能并不僅僅是一種定性描述，利用現代的自然科學手段，有些是可以實現定量化研究的，而這也需要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共同努力。

　　事實上，不僅按需分配理念可以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完美結合，實際上許多已經制定的法規(guī)也是與傳統(tǒng)文化相吻合的，但其難點在于我們執(zhí)行過程中是否真正理解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下面以公共權力腐敗為例討論一下相關問題。

　　我們知道，公共權力腐敗的直接原因在于有關公共部門掌握并行使的公共權威力量，可是，有關部門是否應該具有權威力量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第二條明確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6]。既然一切權力都屬于人民，那么有關部門就不可能具有權威力量，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現公共權力的腐敗。關鍵是，如果一切權力屬于人民，那么人民如何能夠一致地行使自己的權力，管理者又應充當什么樣的角色?道德經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第六十五章)”,“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第十七章)”，“為無為，則無不治(第三章)”[7]，當然，道德經并沒有給出“無為”的可操作的準則，限于古人的自然科學基礎，這一點我們也不能強求，但是，前文關于超公平分配的論述已經表明，道德經中的結論無疑是可以接受的。

　　作為一個有著數千年歷史的文明，中華文明必然有其自身的客觀性，這種客觀性對于發(fā)展馬克思主義而言是至關重要的，這不僅因為馬克思主義中包含了這種文明的基因，而且，如果馬克思主義正確地反映了人類社會的一般規(guī)律，那么中華文明自身也必然可以演變出馬克思主義的原型，無疑，從中華文明自身演繹出的馬克思主義更容易被人民大眾所接受，也更容易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通俗化。

　　四、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化

　　正如俞吾金在《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化》中所討論的那樣，這里所說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國際化并不關注于“如何把握國外馬克思主義的一般理論”，而在于思考如何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成為國際上最有生命力和影響因子的理論思潮之一”。

　　“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是馬克思主義描繪的、關于共產主義的美好前景，但是，馬克思主義只是依據人類社會的發(fā)展規(guī)律，從方向上給出了一個“做什么”的目標問題，如何讓這一目標在人類社會完美的實現，馬克思主義并沒有給出一個能夠讓社會和平接納的理想方案。反觀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在數千年的發(fā)展中，一直探索的就是如何和諧解決社會沖突，只是中華傳統(tǒng)文化較少去關注沖突本身的社會意義而已，無論是儒家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還是道家的“為無為，則無不治”，都沒有討論“平天下”或“無不治”之后的社會狀態(tài)評價問題，也就是說，中華文明具有一種“如何做”的主觀智慧，但是缺乏一種“做什么”的客觀把握。

　　如果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種客觀的、主動的、積極推動社會發(fā)展的陽性文化，那么中華文明就是一種主觀的、被動的、海納百川、有容乃大的陰性文化，“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此兩者的有益結合——即用中國的傳統(tǒng)文明去實現馬克思主義的目標，正是本文要討論的中國馬克思主義。

　　如果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看作中國馬克思主義要實現社會目標，那么就有必要討論一下這個目標的實現問題，事實上，實現這一目標的有關條件都已經具備，這里首先給出相關條件，然手再做有關的討論：第一，人人平等的社會環(huán)境;第二，互不干涉的獨立精神;第三，無為的行政管理理念;第四，稀缺資源的公有制。

　　首先是人人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三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6]。同時，人人平等也是互不干涉的有效保障，而關于獨立自主，溫家寶在十一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的一個說法是比較深刻的：“要給每個人以受教育的機會，充分發(fā)揮人的獨立思維和創(chuàng)造精神。因為只有人民有積極性，我們的改革和建設才有堅實的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這也是民主的真正含義”，有了平等與獨立，事實上就已經實現了各盡所能的目標;然后是無為的管理理念，如前文所述，“管理無為”恰恰是“一切權力屬于人民”的一種具體表現形式，而前文的討論及超公平分配理論本身都已表明，平等，獨立，無為，已經可以保證按需分配的實現。

　　盡管按需分配過程并不需要公有制，但是，這里還是要討論公有制的重要性，事實上，本文要討論的是這個命題的逆否命題，即非公有制存在的缺陷問題：1.非公有制的主要問題在于剝奪了后代的公平參與權，這個問題很容易驗證的，比如當今社會廣泛存在的富二代與官二代的權錢交易等社會腐敗問題就是明顯的例證;2.私有制導致的資源永久占用是壟斷者獲得超額利潤的來源，并容易進入惡性循環(huán)，這必將嚴重影響人人平等的理念執(zhí)行。當然，即使實現了稀缺資源公有制，貧富差距依然可能會存在，但是，本文認為，稀缺資源公有制并非是對個人私有財產的消滅，而僅僅是那些“土地”、“水源”等生活稀缺品所有權的公有制，而使用權則是可以有限私有分配的，重要的是，公有制下的貧富差距不應該超過參與者的承受力，也即不能造成參與者的不公平感覺。以土地資源為例，任何對土地資源所有權的私有化分配都將剝奪后代對土地的公平享用權，“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古代文人志士的安居理想在國內至今都不能實現，這確實是一個讓人心情沉重的話題，在內地，雖然實行了土地公有制，然而，由于實行了一系列“有為”的使用權分配制度：商品房，經濟適應房，廉租房，限價房，公共租賃房，這種人為的干預使得“六連號[9]”，“寶馬車住經濟適應房[10]”，“最給力年終獎[11]”等事件接二連三的得以發(fā)生[12]，本文認為，有效的土地分配制度大體可以這樣實施：首先是耕種用地的平等，任何人都有耕種自己的土地的權利(當然，放棄是個人自由);然后是社會保障房用地，任何人都有住保障房的權利(這里，也不應該存在有認為的準入性限制);最后是空閑土地的開發(fā)，工業(yè)用地或者商品房(這部分土地的使用依賴于市場調節(jié)而不需要任何限購政策，這也是各盡所能的動力源泉之一)。

　　五、結論

　　數千年來，中華文化的每一次內涵擴充，都是一種被動的包容而非主動的征服，盡管這種文化本身并不是專制的文化，但是，正是這樣一種和平的文化，維持了中國封建專制體制的穩(wěn)定：一方面，這展現了中華文化的和諧力量;另一方面，任何一種理論體制，無論是民主還是無為，其自身的執(zhí)行對于其他理論體制而言都是專制的，進一步的，任何非專制文化自身的維持與推廣，都可借助于專制的力量，而這和文化本身是否專制無關。

　　通過對共產主義中“按需分配”這個關鍵特征的剖析，本文給出了一種新的按需分配觀，結合自然科學及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有關討論，文章論述了該分配觀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一致性及理論實現上的可行性。文章的研究表明，一方面，我們需要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民族，如果馬克思主義確實反映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一般規(guī)律，那么我們的傳統(tǒng)文化中就必然包含了某種馬克思主義的基因，從這些基因歸納出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也可使馬克思主義更容易被人民大眾所理解與接受，進而實現馬克思主義的大眾化、通俗化;另一方面，我們也需要實現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國際化，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們有義務宣傳這樣一種具有普世性價值意義的文明，以讓其更好的服務于人類社會的發(fā)展，這不僅是中華文明自身生存的需求，也是中華文明發(fā)展的必由之路。在多元化沖突越來越嚴重的今天，全球化已經是一個不可避免的事實，但是，這也正是中華文明再次實現內涵擴張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