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書的簡史及特點

　　任何書體在使用中都有簡便易寫的要求，發(fā)生省簡筆畫和潦草的趨勢。這種趨勢是文字演變的主要原因。每當社會變革和文化大發(fā)展的時期，文字應用頻繁，個人隨手省簡， 異體字出現的速度加快，為了使文字更加利于應用，勢必要加以糾正。 甲骨文時期有草寫的痕跡。“周宣王太史作籀書”、“ 李斯作 小篆”、“ 程邈作隸書”以及 蔡邕以八分書寫熹平石經等，都是兩周、秦、漢各自對當時流行的字加以規(guī)范化而頒定的標準字樣，也是公認已形成的新的書體為 正體字的開端。

　　但是要求簡易的趨勢并不因此停止。早在記錄帝王公卿大事的商代甲骨文、周代 金文里就有簡筆和潦草的字跡，史籍中“ 屈原屬草藁”、“ 董仲舒 藁書未上”，說明戰(zhàn)國古文和西漢隸書在急速書寫時也非 正體。據魏晉人記載，東漢北海敬王 劉睦“善史書，當世以為楷則”，劉睦死前，明帝派 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章帝時，齊相 杜度善作習字的范本，章帝曾詔令杜度草書奏事。可見公元 1世紀中葉以來， 草字已經不盡是出于匆促書寫而是被珍視和仿習的字體了。從近世出土的 漢簡可以看到，西漢武帝時字劃省簡的隸書已經通行。到新莽時期，有更多省劃和連筆的字。東漢光武帝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簡就已經完全是草書了。但是從周代到新莽時期都不曾把草書列為一種 書體。

　　《 說文解字》成書于和帝十二年(公元 100年)， 許慎在《敘》里說“漢興有草書”，是以草書為一種書體之始。東漢末期， 張芝其同時以及稍晚的 鐘繇等名家輩出，各成流派。當時趙壹有《非草書》之文，蔡邕有類似之議，以維護正體字的地位，這反映出草書已極一時之盛。漢末直到唐代，草書從帶有隸書筆意的章草發(fā)展成韻秀宛轉的今草，以至 奔放不羈、氣勢萬千的狂草。

　　章草起于西漢，盛于東漢，字體具隸書形式，字字區(qū)別，不相糾連;歷代對 章草的名稱有不同的說解。有見漢末以來《 急就章》有草書寫本而說章草因《急就章》的章字得名的，最為無稽。有以 章帝愛好草書或曾令用草書作奏章，甚至說章帝創(chuàng)造草書的，都屬臆測。有以 章法之章與 章程書、 章楷的章同義，符合早期草書略存八分筆意，字與字不相牽連,筆畫省變有章法可循的事實,近人多信此說。

　　今草起于何時，又有漢末 張芝和東晉王羲之、 王洽兩種說法。從傳世的表、帖和出土的漢簡、漢磚看，在漢末以八分書為 正體字的同時，已經出現近似 真書的寫法。草書也會隨之變異。略晚于張芝的草書家崔瑗作《 草書勢》，對草書有“狀似連珠，絕而不離”、“絕筆收勢，馀綖糾結”、“頭沒尾垂”、“機微要妙，臨時從宜”的描述，可見漢末的草書筆勢流暢，已不拘于章法。書體演變本來沒有截然的劃分。說今草起于張芝是從新體的萌芽看;說今草起于 二王，是著眼于典型的形成。唐代以來真書沿襲至今。

　　草書在唐代出現了以張旭、懷素為代表的 狂草，成為完全脫離實用的藝術創(chuàng)作.狂草亦稱大草，筆意奔放，體勢連綿，如唐朝 張旭《千文斷碑》、《古詩四道》， 懷素僧《自敘帖》等等，，張旭史稱“ 草圣”， 孫過庭《 書譜》字字區(qū)別，不相連接，而筆意活潑、秀媚。“大草”與“小草”相對稱，大草純用草法，難以辨認，張旭、懷素善此，其字一筆而成，偶有不連，而血脈不斷。清朝馮班《鈍印書要》談學草書法云：小草學獻之、大草學羲之， 狂草學 張旭不如學懷素。懷素的草字容易辨認，字跡清瘦見形，字字相連處亦落筆清晰易臨。張旭字形變化繁多，常一筆數字，隔行之間氣勢不斷，不易辨認，形成一種獨特的風格，韓愈《送 高閑上人序》中提到 張旭草書以“喜怒 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而有動于心，必于草書揮毫發(fā)之”，故學張旭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