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母親忌日隨筆

　　先人的卒日稱忌日，每逢忌日設(shè)筵席祭祀稱為做忌日。那在母親忌日那天，大家都寫了哪些隨筆?來看看學習啦小編精心為你整理寫在母親忌日隨筆，希望你有所收獲。

　　寫在母親忌日隨筆篇一：寫在母親去世一周年的忌日

　　2011年10月14日晚，我母親匆忙地離開了這個世界，甚至沒有留下只言片語。母親病故這天，距離8月4日她的鉆石婚慶典只過了71天。

　　10月14日傍晚我母親因左冠狀動脈前降支梗塞發(fā)生心臟猝死，帶著太多的遺憾離開了這個她眷顧的世界!我們當時都懵了，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只覺得這是一場噩夢，不可能是真的。

　　我的母親去世時虛歲82歲，按照中國人的常理，壽命已經(jīng)不算小了。但是我卻覺得我母親屬于英年早逝，因為82歲的壽命與她的期望值相差甚遠，去年春節(jié)期間，我母親還信心滿滿地說還要再活二十年。我絲毫也不懷疑她這句話的真實性，因為在我的印象里，母親身體一直很好，總是精力充沛，壯心不已，走三四里路根本就不用打車。雖然已經(jīng)年逾80歲，但是心理年齡好像只有18歲。她還有太多太多的愿望沒有實現(xiàn):她還差三個月就可以看到她的重外孫輩(長外孫劉洋的孩子)問世，她還沒有見到次外孫和三個孫子結(jié)婚。本來按照我母親的健康狀況，這一切只是遲早的事，都能等得到的，我總覺得母親的生命是遙遙無期的。可是現(xiàn)在母親突然地卻走了，永遠地走了，到了另一個世界，與我們陰陽兩隔了!

　　母親自幼天資聰穎，她6歲上小學，12歲考入昌黎匯文中學，我母親在中學階段學習成績非常優(yōu)秀，無論大小考試都能穩(wěn)拿全班第一。高中畢業(yè)后她報考了5所大學:清華、北大、南開、中法大學(后與南開合并)、天津師大(后改名河北師大)。1948年正值昌黎解放，整天炮聲隆隆，母親無法靜下心來很好地復習功課，故清華和北大沒有考取，但是她被南開、中法大學和天津師大錄取了。當時我姥爺覺得一個女孩子讀到高中畢業(yè)，文化已經(jīng)不算淺了，不愿意讓她再到大學里繼續(xù)深造，去南開和中法大學就讀是要付學費和生活費的，沒有家庭的資助，我母親自然是讀不起的。還好天津師大不要學費，飯費也全免，我母親便就讀于天津師大，1952年畢業(yè)。

　　我母親大學畢業(yè)以后，被分配到中國人民大學工農(nóng)速成中學任教。她教過的學生，都是各條戰(zhàn)線上的精英。她曾教過高玉寶、吳云鐸、郝建秀。郝建秀比我母親小兩歲，1953年至1956年在人民大學工農(nóng)速成中學進修。

　　我們家是一個多子女家庭，在那個年代，雙職工家庭最多只有兩個孩子，而我們家兄弟姐妹一共5人，孩子的間距又很近，我母親自然照顧不過來，由我姑姥姥幫助帶孩子，我們都是由我姑姥姥帶大的。母親沒做過飯，但是她會裁剪、縫制衣服，她沒看過任何裁剪書籍，但是她手巧，敢下剪子，把舊衣服拿過來看一下，就照葫蘆畫瓢地剪出衣服的輪廓，那時我們家有一臺縫紉機，我們5個孩子的衣服基本上都是由我母親自己做，雖說衣服樣式不是多么時髦，但還算合體，在那個年代，能穿上一件新衣服已經(jīng)是難得的幸運了。記得那時一到小年，我母親便買布忙著為我們做衣服，一直忙到臘月29的晚上，大年30清早，當我們睜開睡意惺忪的雙眼時，一身新衣服已經(jīng)放在了枕邊。

　　我剛上初中時，母親任我們班的班主任。那時學校基本不上文化課，學生整天寫批判稿，一次有一位同學寫批判稿，“殘渣余孽”四個字不會寫，就問我母親，我母親便寫在了黑板上。那時黑板的上方寫著“祝毛主席萬壽無疆!”于是有個同學就告訴了工宣隊，說我母親在“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的下面寫了“殘渣余孽”，說這是政治問題，幸虧工宣隊的貧下中農(nóng)代表、正明山的孫大伯沒有給我母親上綱上線，他說，“老師是毛主席派來的，你們要相信老師。你們有不會寫的字問老師，老師不往黑板上寫往哪里寫?”當時貧下中農(nóng)代表的話自然是一言九鼎，我母親才躲過這一劫。

　　我母親是一位非常堅強的女性，盡管她在解放后歷次運動中都沒有任何政治歷史問題，但是我父親在“”中隔離受審還是使她受到了牽連，當時她雖然悲傷，卻沒有流過眼淚。

　　1968年偉大領(lǐng)袖毛主席關(guān)于知識青年和城鎮(zhèn)居民上山下鄉(xiāng)的指示下達后，她帶頭寫申請要堅決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帶領(lǐng)全家到農(nóng)村插隊落戶。我是家里最大的孩子，那時只有13歲，我的三弟才5歲，由于家里沒有勞力，學校工宣隊沒有批準我母親的申請。

　　1969年冬天，我母親參加了農(nóng)村斗批改宣傳隊，在我們縣的東牛欄村一呆就是一年，連過春節(jié)都沒有回過家，家里就剩下了我們5個孩子，其窘迫程度可想而知。

　　我母親在農(nóng)村表現(xiàn)得非常出色，當時斗批改宣傳隊在老鄉(xiāng)家里住，每天早晨她都要給老鄉(xiāng)家挑水，那時的農(nóng)村都是大口井，需要用扁擔擺水，她在家里從來沒挑過水，我真不敢想象她當時是怎么挑水的，要是掉到井里怎么辦?想起來真是后怕。

　　東牛欄村的生產(chǎn)隊長撂挑子以后，很多社員都要選我母親當隊長。由此看來，我母親那時確實表現(xiàn)很好，才贏得了眾多社員群眾的信任。

　　1979年我父親被平反昭雪，我們家除了我1977年因體檢時血壓偏高沒被正規(guī)大學錄取，1979年上了電大，我的弟弟妹妹在“”后的高考中都考上了正規(guī)大學。我母親終于迎來了陽光明媚的春天!

　　我母親一生堅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抱有堅定的信仰。她雖然不是黨員，卻是一個名符其實的黨外的布爾什維克。即使已到80歲高齡，她仍然時刻地關(guān)心國家、世界大事。她平時生活十分節(jié)儉，無論什么食品，不放到變質(zhì)是根本舍不得吃的。記得2002年我給她買了8兩松子和半斤腰果，她好幾年都沒舍得吃，最后全部變了質(zhì)，根本就不能吃了，只好扔掉了。然而，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fā)生后，我母親卻慷慨解囊，為地震災區(qū)捐款1000元人民幣。

　　母親在世時，我雖然沒有從內(nèi)心里對她不孝敬，但是也沒有對她給予較多的寬容和理解。由于“”中我父親受沖擊，我母親有些心理障礙，她在外面受到了委屈和歧視，回到家里就拿我當做出氣筒，當時我雖然知道母親心情不好，很少頂撞她，但是也沒有從內(nèi)心深處覺得成為她的出氣筒是光榮的，心里對她還是有些許哀怨。

　　近年我父母年事已高。我前年9月份退休以后就擔負起給他們做飯的任務。由于我母親有些心理問題，對我做飯總是處處挑毛病，我便認為她是故意沒茬找茬，對她的態(tài)度也不夠好。甚至說，現(xiàn)在不是“”年代了，你沒有任何理由再拿我撒氣了，我再也不當出氣筒了?，F(xiàn)在想起來，內(nèi)心里非常愧疚。我對別人尚能寬容，對自己的母親為什么就不能給予足夠的理解和寬容，非要榛子黃栗子黑地爭辯呢?

　　直到現(xiàn)在，我仍然不相信母親離開我們是真的，好像這一切只是一場噩夢，噩夢醒來以后，母親就會回來!

　　母親的病故是我們心中巨大的、長久的痛!母親在世時，我們永遠都是孩子，母親走了，一瞬間我們長大了!

　　今天是母親去世一周年的忌日，謹以此文祭奠母親，愿母親的在天之靈永遠保佑我們!

　　長女楊每寧寫于母親去世一周年的忌日

　　寫在母親忌日隨筆篇二：永恒的瞬間

　　　今日是母親周年忌日。何以為念? 唯有一炷香，幾行字。

　　念父母一生，似乎一直在躲避。躲避那個強烈的“農(nóng)民式平等意識”所推動的亂世對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摧殘。他們的躲避還是成功的:靠出色的工作和他人無法企及的能力，還有偽裝了的自我，和寬廣散淡的胸懷。

　　父親走時并沒有放棄生的努力，不想留下母親一個人。他最后的兩句話只是“睡覺，睡覺…”，希望獲得一次好的睡眠，來日與疾病抗爭。他走了，沒有寫任何回憶錄之類，只留下幾百萬字的譯稿、譯作。對他的工作我了解得不多。晚年他曾和我談起一個美國人:他當年審訊過的一個飛機被我們擊落的美國飛行員。“美國人最狗熊了，不用審，生怕說出的東西太少，我們會折磨他。我拿個剃刀要給他刮胡子，他以為要處決他，嚇得跪在地上…，不知他現(xiàn)在怎么樣?”當時這故事我當笑話聽。如果做兒子的能多上點心，在美國時，去找找這個美國兵，也算為父親的一段歷史寫個“后記”之類的東西安慰下他老人家。他走的時候來得人很多，各種帶些神秘色彩的人物，可惜我都不認識。他的很多生平歷史也就都永久地藏起來了。

　　母親的離開和父親的很不同。最后那段日子里，有一日她忽然對我說:“我都快要死了，我絕不躺在病床上死”。我不許她“亂講”。她說:“是時候給你們留出空間了。”她去世前些天面對父親的遺照大聲背誦了一些詩句，如“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之類。去世的前日，打發(fā)我“走，快走”(那段時間我一直打算出差長沙，看她的情形不太對，拖著沒去)。當晚她自己穿金戴銀的，寫了些財務方面的數(shù)據(jù)，比如銀行帳戶，密碼。早上等其他人都離開家。讓保姆推她到院子里，在早春和煦的陽光中，頭一歪，就那么坐化了。

　　母親生于名門。我的外祖父劉揆一是辛亥前輩。后來出任民國的工商農(nóng)林總長，卻不肯和袁世凱，和后繼的段祺瑞等輩沆瀣為伍。將“賣國條約”透露給報紙，引發(fā)了五四運動，自己則只身避禍天津租界。他另一個大的貢獻是為周恩來、鄧小平一班留學生出國籌集提供款項。毛澤東當時在北京求學，因有同鄉(xiāng)的關(guān)系，時常到外祖父的寓所并得到各種照顧。

　　這樣出身的母親在那個時代的遭際可以想象:劃了右派，出牛棚后貶到一個偏僻的中學教書。不曾想，就這樣教了30年，育人無數(shù)。她告訴我，在她的最后一堂課結(jié)束時，她放下粉筆，感到“說不出的”輕松，自語道:“下輩子我還要做教師”。為了維護文化和知識的尊嚴，她盡了自己的努力。

　　母親這樣的人，最尊重文化和知識。那個破壞文化的時代給她帶來的巨大心理落差和無力感，和由此產(chǎn)生的心靈折磨一直延續(xù)到她生命的最后。去世不久，我拿起她仍然在讀的陳寅恪，王陽明的著作翻閱，試圖體味她的心境。

　　她很少提及她的苦楚和磨難。對于“”時期的遭際也只和我提過一次，卻是當個笑話談出來:當時一起在牛棚的還有中國京劇院的雷校長，因為雷校長的父親曾為向報紙透露消息一事追緝過我的外祖，所以雷先生和我母親互開玩笑，“咱們是世仇”，所以要“互相批斗”。她對“世仇”的雷先生頗有親近感，而對“世交”的毛澤東則微詞不斷。

　　“格物致知”這四個字，就是我在當時讀母親的書，并聯(lián)想到高爾夫理論研究后的一個感悟。當時曾寫過一文，希望學生們有些“格物致知”的精神。近日看到不少朋友在討論“意念”，突有所想地在有償處留下一行字:先“格物”，而后“致知”。侯根旁若無人在酒店大堂體會揮桿，Kelly窮40年時間寫一本百來頁的小書“The Golf Machine”。我們有很多書還沒讀，很多實驗還沒做，現(xiàn)在就談“意念”似乎為時尚早。

　　這個90后很有些道理，“格物”與“致知”的先后本就是千年話題，但“心誠”則不能少。

　　不過，話說回來，大家談“意念”玩玩兒也是“不亦悅乎”，何須“厚非”?高爾夫本就是一個游戲，又不是治國濟世，搞到“高處不勝寒”，連“撿起根柴火燒死你”的人都沒有了，豈非無趣的很?

　　好了，寫了這些字，心境松下來，又可“游戲人生”了。人類的每個“個體”在人類的發(fā)展史面前，不管其成就如何，也不管“悟道”還是“沒悟道”，所具有的價值不過“傳宗接代”耳，完成延續(xù)生命的工作就算盡責了，即使沒盡責，盡有大把人在干活，去他的吧!

　　或許這就是我父母傳遞給我的，和我希望傳遞給我的后輩的:散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