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說來，地名一旦形成，人們口頭代代沿傳，便改動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現(xiàn)一直叫到現(xiàn)在也沒改變，如前面提到的磚塔胡同、王府井西側的菜廠胡同、鐘樓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語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譯叫舒嚕，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門，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舊名，如元代的齊化門、平側門、順承門，明代已改名為朝陽門、阜成門、宣武門，一直到北京解放前還叫著舊名稱，可見其生命力之大。

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舊事物總是要更新的，地名也不例外。有些原因，地名非改不可，促使改變地名的首先是社會原因。1900年八國聯(lián)軍進京使許多建筑不存在了，事后出現(xiàn)新建筑、新街巷，改變了原來的布局，只好改名；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帝制改成民國，而且出現(xiàn)了新的政府機關，于是有300多條街巷改了名，如張皇親胡同改為尚勤胡同，石大人胡同改為外交部街等，1966年，全國人民面臨一場大災難，街巷名稱亦是“四舊”之一，自然在“橫掃”之例，要在街巷名稱上 “打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來”，于是出現(xiàn)了紅日路(北新橋)、紅云路(新街口)、紅旗路(崇內(nèi)大街)、東方紅路出現(xiàn)了三條。用總路線路、大躍進路、人民公社路等取代了原來的所謂有封建烙印的街巷名稱。老北京中的舊胡同一律改為什么紅心里、永紅胡同、紅衛(wèi)胡同等等，加上了紅字就成了革命地名，連很小的耳朵眼胡同也改成了“紅到底”胡同……
還有一個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問題。胡同名稱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難免有“不約而同”之處。據(jù) 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記載，北京有扁擔胡同16條，井兒胡同14條，花枝胡同11條，口袋胡同11條，箭桿胡同7條，堂子胡同7條等等，北京城區(qū)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條。重名問題，在舊社會時矛盾不太明顯。那時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輩子，甚至幾輩子，找人還算方便。新中國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與外界聯(lián)系劇增，外地人口進京者成為洪流，找人、辦事、通訊，都因地名相同而產(chǎn)生極大的不便，必須加以科學的歸納，整理和改動。
改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魯迅先生說的“言不雅訓”，即聽起來不好聽。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之，情況發(fā)生了變化，再聽起來就不雅了，如褲襠胡同、母豬胡同、燜葫蘆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這些不雅的胡同名稱，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拉香蓋臭諧音改名)
地名如何改動是一個科學問題。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須用科學的態(tài)度來對待。經(jīng)過歷史檢驗實踐證明，改動地名的原則是態(tài)度慎重、群眾接受、尊重歷史，拉香蓋臭、利用諧音。
“ “””期間，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數(shù)人的意愿強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東城交道口南大街西側有橫排并列的菊兒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圓恩寺、棉花胡同等9條胡同，““””期間一道命令舊名全部取消，改為由南向北排的“大躍進一至九條”。人們尚未習慣，又一道命令改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條”。改名不采取慎重態(tài)度，群眾不能接受，現(xiàn)在又恢復了舊名，廣大群眾又感到方便了。
用諧音改動舊地名是個很好的辦法。因為舊社會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靠口頭流傳地名，用諧音改變舊名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時結合“拉香蓋臭” 的原則，是極為成功的舉措。如母豬胡同改為墨竹胡同；褲襠胡同改為庫藏胡同；狗尾(音Yi)巴胡同改為高義伯胡同；燜葫蘆罐改為蒙福祿館；屎克螂胡同改為時刻亮胡同；大腳、小腳胡同改為達教、曉教胡同；張禿子胡同改為長圖治胡同等等。有些胡同舊名不一定臭，只是其含義不盡人意，如吊打胡同，因為誰也不愿意讓人吊起來打一頓，故也用上述原則改為孝達胡同……
(北京的胡同知多少?)

通過地名研究，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復雜性。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這又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因為胡同的數(shù)目是隨著社會的發(fā)展而變化的。老北京人曾說，“ 北京的胡同大的三百六，小的賽牛毛”。這種說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其根據(jù)可能是指《析津志》中所載元代的“火巷”三百八十四條而言，至于“賽牛毛”肯定是數(shù)不清的意思了。經(jīng)過諸多專家的考證，目前已有了一個大約的估數(shù)和比例。
元代按《析津志》記載，大都城內(nèi)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條；
明代按張爵的《京師五城坊胡同集》記載，北京城內(nèi)有街巷1170條，其中胡同459條；
清代按朱一新的《京師坊巷志稿》記載，北京城內(nèi)有街巷2000條左右，其中胡同960多條；
民國時期，按觀光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內(nèi)外城，共有街巷2500條左右；
新中國成立初期，按《北京導游基礎》記載，當時北京有街巷2550條條；1987年出版的《實用北京街巷指南》中公布北京市區(qū)及近郊區(qū)有街巷3600條；
1989年，張清常先生統(tǒng)計，在《再說胡同》一文中公布，說北京失去和郊區(qū)共有街巷6029條，其中胡同1320條。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城發(fā)展突飛猛進，市區(qū)擴大了，原先的市區(qū)僅以城墻為界(現(xiàn)在的二環(huán)路)，如今的4個城區(qū)比原來大了約三分之一。新建的居民區(qū)多稱“里 ”，這是中國先秦時就用的居民點的稱謂，一般不再用巷和胡同，而在“里”內(nèi)又加用“條”?？梢?，就北京而言，胡同的名稱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它的影響卻不容忽視，因為它的歷史源遠流長。現(xiàn)在研究它的專家大有人在，而且有許多專著問世，如《胡同及其他》、《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地名漫談》、《北京街巷地名趣談》、《北京街巷胡同漫談》、《北京市街巷名稱錄》、《實用北京街巷指南》等等。
通過上述的講解，大家對北京的街巷胡同有了一些了解。組成這些街巷胡同的基本單位是建筑和民宅。老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其獨特格局和等級。
(城市的平面結構限定了四合院的格局)
中國的四合院式的建筑，據(jù)文字記載，至遲漢代已趨于完善，唐宋時期廣為流行，不過北京的標準四合院卻是始于12世紀的元大都時期。按《北京導游基礎》介紹，新建的城市之內(nèi)按設計規(guī)制有大街、小街、火巷、主干道和派生小道(胡同)等，并按貴戚、功臣、貲高(富戶)、居職(官員)的等級分配土地。百姓們須等 “人物”們把好地占畢之后，方可“作室”。當時規(guī)定以8畝地為一份，全城規(guī)劃出50大塊，為居住區(qū)的50坊。每大塊內(nèi)分若干小塊，作為房基地。城市主干道多以南北走向為多，所以派生出來的胡同都是東西走向的。小街與小街之間的70多米的跨度中分布著各種類型的四合院。一般四合院的宅院從北朝南，街門開在全宅院的東南角。幾進院落之后，在另一條小街的路南，即為本宅的后門。如果是中小型宅院，路南也為正門，但其方位在全宅院的西北角。宅內(nèi)的“正房”仍是坐北朝南。具體形式和格局，等一會兒參觀時再介紹。
(四合院是封建家庭的安樂窩)
四合院封閉性強，關起街門便與外世隔絕，極適合一個家庭生活。院內(nèi)的房室結構與庭院空間相結合，使居住者在有限之地內(nèi)，卻有空間擴大的感覺，而且在設計上符合“前堂后寢”的禮制。四合院內(nèi)的房子有正房、廂房、耳房、倒座房的分別，極適合一個家族中的尊卑長幼等級住房。家庭之外的仆役人等的住房各得其所，主人招呼遠近適宜非常方便。庭院內(nèi)多植樹木、花卉、葡萄架、藤蘿架等，花木扶疏，令居者賞心悅目。這種格局，在有尊卑之分的封建時代，對家族來說稱得上是一種享受。
咱們的旅游車就要到北海后門了。下汽車之后，換乘人力三輪車，在串胡同、看景觀、參觀四合院的過程中，大家可充分體會北京人的市井生活。
(以北海后門為串胡同的起點)
女士們、先生們，咱們現(xiàn)在走的三條相連的弧形小街叫三座橋胡同、龍頭井街和柳蔭街。這幾條胡同中蘊藏著北京歷史的豐富內(nèi)涵。
800年前的元大都時期，現(xiàn)在的前海和后海是連在一起的牛角灣形的大水域，稱積水潭，是南方來船的水運碼頭。在前后海之間，有一條弧形的月牙河相聯(lián)。水域圍成的丘陵地帶景致頗佳，逐漸建筑增多形成風景區(qū)。月牙河上有月橋、板橋、清水橋，俗稱三座橋。后來水域縮小，月河不見，形成街巷，就是我們剛才走過的三座橋胡同。
與三座橋胡同相連接的弧形斜街叫龍頭井街。據(jù)說原來街內(nèi)有一眼水井叫人頭井，一年大旱，滴水如金，但人頭井中之水卻一直很旺。有人見井中有龍頭晃動。消息傳開，街南的原來香火不盛的古廟，改祀龍王，一下子香火大盛起來，人頭井也改叫龍頭井。有人問井中真有龍頭嗎?有!只不過不是活動的龍頭，而是廟殿頂上的鴟吻倒映在水里，隨著水紋的波動，形成龍頭而已。古廟現(xiàn)已無存，據(jù)說街口的古槐就是當初古剎的遺物。
與龍頭井街北口相接的叫柳蔭街。這條街名是新中國建國之后才出現(xiàn)的。這里原是月牙河的一段河道，由于風景優(yōu)美，歷史上許多達官顯貴在這里營建居室別墅。有的雖然現(xiàn)已無存，但文獻中的記載頗為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