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國學大師梁漱溟
關于國學大師梁漱溟
梁漱溟受泰州學派的影響，在中國發(fā)起過鄉(xiāng)村建設運動，并取得可以借鑒的經(jīng)驗。一生著述頗豐，存有《中國文化要義》、《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唯識述義》、《中國人》、《讀書與做人》與《人心與人生》等。下面是小編為大家精心整理的文章，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我前生是個和尚
1987年，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成立時，九十四歲的梁漱溟第一個即席發(fā)言，他說：“我是一個佛教徒，從來沒有向人說過，怕人家笑話。一個人有今生，有來生，有前生。我前生是一個和尚，一個禪宗和尚!”梁漱溟一語驚人，他與佛結(jié)緣說來話長。
清光緒十九年(1893年)九月九日，北京米市一個世宦家庭，一名瘦小的男嬰呱呱墜地了，他就是馳名文壇的梁漱溟。時任內(nèi)閣中書官職的父親梁巨川，寓光大鼎新和長壽之意，給孩子取名煥鼎，字壽銘。梁漱溟五歲發(fā)蒙讀書，六歲還不會穿褲子，瘦弱多病而且呆笨，直到九歲，在父親的啟發(fā)下，逐漸從糊涂中清醒過來。他歷經(jīng)兩度私塾，十三歲考入順天中學，漸漸養(yǎng)成習慣。他看到家里的傭人天天做飯，洗衣服，很是辛苦，便問她們是否辛苦，而她們都說習慣了，臉上常有知足的笑容。自己家產(chǎn)富足，父母疼愛，不用操任何心，也挑不出任何不滿意的地方，但內(nèi)心卻常常感到很納悶，這是為什么?他為人生問題感到困惑，反復思考，悟出這樣一個理：人生的苦樂不在環(huán)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觀。其根源是自己的欲望，滿足則樂，不滿足則苦。第一個欲望滿足了，第二個欲望又來了，而欲望是無法全部滿足的。
那時北京琉璃廠西門有個有正書局，出售上海狄葆賢主編的《佛學叢報》，當時梁漱溟對佛教的大乘、小乘尚不分曉，什么密宗、禪宗也不明白，但見到佛書就買，買回家就讀，漸漸地發(fā)現(xiàn)自己對人生苦樂的探求與佛學合拍，于是邊學邊鉆，漸漸入了門。十六歲的他開始對思考人生的煩悶，傾向印度出世思想。
梁漱溟十八歲時，母親張?zhí)瞬≈?，她拉著梁漱溟的手親切地說：“兒呀，娘最掛心的就是你的婚事，你妹妹的同學陳英年，聰明伶俐，我很喜歡她，你就和她訂婚吧。”早有出家為僧之念的梁漱溟聽了之后，很久才回話：“媽，我一輩子不結(jié)婚。”母親聽了很氣憤，指著梁漱溟說：“你胡說!”這時，梁父在一旁勸解說：“這個孩子是有向上心的，他總會走正路的。”就這樣，梁漱溟拒絕了母親給他訂婚。
辛亥革命時期，梁漱溟在甄元熙的介紹下，參加了同盟會，在京津支部主辦的《民國報》任編輯和外勤記者。社會的黑暗、官場的下流行徑，使梁漱溟很快地感到厭倦和憎惡。他辭去了記者工作，在家閑居，攻讀佛典，從二十歲開始長年素食，且不蓄發(fā)，儼然一個在家和尚。
梁漱溟喜和僧人接近，并和他們交朋友。民國十三年春夏之交，因嚴重失眠，住進北京萬生園內(nèi)一個叫極樂寺的破廟養(yǎng)病。廟里住著一個老和尚，山東人，頭大臉長，身高體瘦，叫省圓法師。梁漱溟一見到他就覺得似曾相識。省圓法師住西廂房，梁住靠殿的北房，他每天跟老和尚一樣食粥，吃完就同去散步，談及佛學方面諸如造業(yè)、啟惑、受苦等知識，十分地投緣?？墒怯幸淮?，當梁漱溟談及在北大講授印度哲學，里面包括佛教時，老和尚忽然正色批評他說：“你不要胡說八道，你懂什么?”老和尚的直率，讓梁心里佩服，忙點頭稱是。梁漱溟在極樂寺住了四十多天，和老法師交往甚深。得知他開悟后還在靜修，連稱他是個了不起的禪宗和尚。梁后來還對人說：“我一生佩服再沒有見過第二人”
非同凡響的《究元決疑論》
梁漱溟為何當上北大教授?話得從他的佛學著作《究元決疑論》說起。
西安有個古廟，珍藏一套古刻本《大藏經(jīng)》，康有為到西安時，看到這部經(jīng)，便將它帶出陜西，據(jù)為己有。西安各界人士知道了，大為震驚，將《大藏經(jīng)》追了回來。梁漱溟送妹妹赴西安教書，聽到這件事，感到有些法律方面的問題弄不清，回到北京后，向名律師兼記者黃遠生請教。他當時穿著長衫，一副中學生的樣子，但黃很熱情地接待并指點了他，使他深受感動。梁漱溟又拿出他寫的《晚周漢魏文鈔自序》向黃遠生請教，黃看了之后，寫了一篇長文《晚周漢魏文鈔序》發(fā)表在《國民公報》上，對梁的編寫作了極高的評價。二人自此交往更深。
袁世凱稱帝前夕，黃遠生在袁的親信的威逼利誘之下，寫了一篇對帝制既贊成又不贊成的前后論調(diào)不一致的文章。因為黃是名記者，袁的親信硬逼他再寫贊成帝制的“勸進”文章，黃于是逃到美國，不料剛落腳，就被華僑誤為袁世凱的親信殺死了。這消息引起梁漱溟的極大傷感，他后悔沒有把自己所知道的佛學人生道理講給黃遠生聽，于是寫了一篇《究元決疑論》的文章，發(fā)表在1916年6—7月的《東方雜志》上。
文章歸結(jié)佛法，開頭就說：“余欲造新發(fā)心論久而未就，比見黃君遠生《想影錄》，悲心憤涌不能自勝，亟草此篇，愿為世間撥諸疑惑苦惱，惜遠生不能見矣。”
接著，他把古今中外學者如西方的康德、叔本華，中國的梁啟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對待宇宙人生問題上的論述，統(tǒng)統(tǒng)批評了一通，而獨推崇佛家之言，并告誡人們說：“世人所當省者，則所有中西哲學、心理學、德行學家言，以未曾證覺本性故，種種言說無非戲論。聚訟百世而不絕者，以此相較，不值一笑。惟彼土苴，何足珍饈?撥云霧而見青天，舍釋迦之教其誰能淑?嗚乎!希有希有!”
文章談及人生苦樂，梁漱溟認為：人間苦樂我皆因有欲之故，若無有欲，那就沒有苦樂了。并批評那些崇拜西方文化在對待人生的態(tài)度上，是鼓勵人們向外發(fā)展，去追求名利和享受，于是名利與享受的欲望越來越來高，永無止境。
文章從“究元”(究竟元真)與“決疑”(行止之疑)兩方面闡述佛家對宇宙、人生的看法。此文非同凡響，發(fā)表后即引起學術(shù)界注意。蔡元培在上海看到這篇文章，認為很好，立即聘往北大講授印度哲學。沒有考上北大的梁漱溟因此卻當上了北大教師。
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當管理員時，讀過《究元決疑論》單行本。1938年赴延安會見毛澤東時，毛澤東記憶猶新地說：“梁先生，您還記得不?民國七年在北京大學，您是大學講師，我是小小圖書館員，讀到你的《究元決疑論》，還蠻佩服你敢于向名人挑戰(zhàn)的精神呢。”
吾曹不出如蒼生何
由于梁母與北洋政府內(nèi)閣司法總長張耀曾的姊弟關系，梁漱溟擔任了司法部秘書。張勛復辟后北洋內(nèi)閣改組，梁辭去了秘書工作，南下蘇、杭，后又去湖南。他原打算到衡山出家，完成宿愿。一路上見到潰兵流竄橫行搶竊，村民被害而無人去救的情景，“天哪，天哪，我們不能再活了”的呼號聲，使梁漱溟十分難過，戰(zhàn)禍慘烈，良心不忍舍去眾生，他打消了出家的念頭。
梁漱溟返回北京，寫了一篇《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文章，“以示不出家，當為社會謀福利的愿望”，他呼吁社會各界組織國民息兵會，以共同阻止內(nèi)戰(zhàn)。他自費印刷數(shù)千冊，分送各界人士，在文化界引起很大的轟動。
梁漱溟沒有當上和尚，卻仍過著出家人的生活，以出家人的精神從事講學活動。他在北大開設印度哲學課程，把佛家學說立于大雅之堂，開創(chuàng)了以哲學家地位來研究佛法的先聲。他把印土各宗概略、本體論、認識論、世間論四篇講義，合纂為《印度哲學概論》出版發(fā)行。后來又編了《唯識述義》，以弘揚佛法。
北大，是高級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按梁漱溟說，這是很容易引起爭名好勝之心的，與懷著出家念頭的他極相矛盾。1924年，梁漱溟辭去了北大教席，以佛家救世精神，傾其畢生精力，探求中國民族自救的道路。他以“我生有涯愿無盡，心期填海力移山”的愿望，在河南、山東等地從事鄉(xiāng)村自治建設。
1931年，他以一副佛教徒的心腸，創(chuàng)辦了山東鄒平研究院，在《拿出家精神來做鄉(xiāng)村運動》演講中說：“真正的和尚出家，是被一件生死大事打動他的心肝，牽動他的生命;他看到眾生均循環(huán)沉淪于生死之中，很可憐的，所以超脫生死，解決生死，遂拋棄一切，不顧一切。”“現(xiàn)在我來做鄉(xiāng)村運動，在現(xiàn)在的世界，在現(xiàn)在的中國，也是同和尚出家一樣。我同樣是被大的問題所牽動，所激發(fā);離開了友朋，拋棄了親屬，像和尚到廟里去一般地到此地來。因為此事太大，整個地占據(jù)了我的生命，我一切都無有了，只有這件事。此時即如出家的和尚，出家時覺得世人都是在做夢。而自己甚為孤獨，但多數(shù)人仍占在他的心中。
佛家原是為眾生，悲憫眾生，為眾生解決生死問題。這種不忘眾生，念著眾生的心理，作為鄉(xiāng)村運動的人，應當仿效。而普通和尚很少這樣活動，這樣決心，自動發(fā)愿出家;如果那樣地出家，等于未出家;他雖然出了家，不過隨便念念經(jīng)，其生活同世人一樣無聊。這樣的生活是無味的……”
關于國學大師梁漱溟相關文章：
3.古代雞鳴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