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馬寅初之后出現(xiàn)的人口問題
在馬寅初之后出現(xiàn)的人口問題
如果說馬寅初所處的短缺經濟時代主要面對的是福利性資源供給短缺型、供給約束型的人口問題;那么進入21世紀,在低生育水平相對穩(wěn)定之后,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將主要是權利約束型、結構失衡型的新人口問題。
今天,我們追思和學習馬寅初先生,歸根結底,是要學習他的精神和氣節(jié)、立場和觀點、思想和方法。
從人口問題本身以及我們的認識相互結合的演變來劃分,我們可以區(qū)分出馬寅初時代(建國到1970年初)、過渡時代(70～80年代)和后馬寅初時代(90年代以后)。
馬寅初時代主要面對的是人口增長過快問題。1949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36%,死亡率為20%,自然增長率為16%,年底全國總人口為5.42億。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長率上升為23.2‰,總人口達到6.47億。1962～1970年,這一階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長率達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達到2688萬人,8年凈增人口1.57億。
過渡時代初期,即1971年至1980年,是人口快速控制階段,因實施“晚、稀、少”人口控制政策,我國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長率迅速下降,分別由1971年的30.7%和23.4‰下降到1980年的18.2‰和11.9‰。應該說,這一成就的取得與70年代初毛澤東提出“人口非控制不行”的指示有關。此后的十年間,一方面,我們還受到人口過快增長的困擾,另一方面結構性人口問題開始積累。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已經發(fā)現(xiàn),我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出現(xiàn)失調的征兆,之后逐漸演變?yōu)橐粋€普遍:持續(xù)、嚴重失調的社會人口問題。在1982年第一次世界老齡大會的影響下,國內一些先鋒學者開始關注和研究人口老齡化問題。
到了后馬寅初時代,結構性問題開始明顯凸顯。1991年人口出生率為19.7‰,2008年降至12.1‰,下降了7.6個千分點,并一直穩(wěn)定在低水平上。1998年人口自然增長率首次降到10‰以下,從2000年開始,年凈增人口低于1000萬,中國人口進入平穩(wěn)增長階段。
后馬寅初時代與馬寅初先生所處時代的經濟背景、人口狀況、社會轉型等諸多方面截然不同。就人口而言,后馬寅初時代的核心問題是“人口結構性失衡問題”,包括快速的人口老齡化、嚴重的出生性別比失調、人口發(fā)展風險的增加等。
面對當今復雜的人口形勢,馬寅初先生如果還健在的話會發(fā)出什么樣的聲音?
事實證明,馬寅初的立場、觀點與方法經得起時間的考驗。面對后馬寅初時代復雜的人口形勢,馬老如果還健在的話會發(fā)出什么樣的聲音?
首先,主張生兩個孩子。
在1957年5月9日發(fā)表于《大公報》的“我國人口問題與發(fā)展生產力的關系”一文中,馬寅初就“每對夫婦生幾個最合適”這一問題明確指出:“我認為兩個就夠了,男孩代替父親,女孩代替母親。我還主張兩個有獎,三個有稅,以稅作獎,不會加重國家負擔。”當我國在以一胎化為主導的人口政策引領下持續(xù)多年地實現(xiàn)了低生育水平之后,我們驀然發(fā)現(xiàn):到了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后期,獨生子女家庭本質上是高風險家庭,以成年獨生子女為主體的社會本質上是高風險社會,隨著生育率的持續(xù)下降和人口轉變的深化,人口發(fā)展的風險在悄悄積累。
人無近慮,必有遠憂。我們要在未來確保人口發(fā)展的安全性,就應該回頭看看“新人口論”提出的卓越主張,不僅繼承馬老的精神,而且實踐他的主張,認真考慮他“生育兩孩”觀點的合理性。
其次,胎兒也有生命權。
我們要建立起對生命的信仰和對權利的尊重,這將有利于促進出生人口性別比恢復自然平衡。以人為本的計劃生育就是要降低和控制非意愿的懷孕、生育和非意愿的不孕不育,以及非理性的懷孕和生育,從公民滿意的地方做起,從公民不滿意的地方改起。
馬寅初為什么不贊成人工流產?一則因為這是殺生,孩子在母體里已經形成,有生命權。二則會傷害婦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則會沖淡避孕的意義,如果允許人工流產,年輕夫婦就會將希望寄托在人工流產上,不去避孕。尤其是男子,對避孕不負責,對婦女不公平。四則會增加醫(yī)生的負擔,造成很大浪費。因此他主張避孕、推遲婚齡和超生征稅。
事實表明,中國人口問題已經發(fā)生了重大演變。隨著低生育水平的實現(xiàn)和穩(wěn)定,人口爆炸的風險已經大大緩解,但伴隨生育水平下降而來的新人口問題卻接踵而至。在以“一胎化”為主導的生育政策引領下,在急劇的社會轉型的推動下,我們要看到人口轉變的同時,我國的人口問題也在轉型,簡單說就是從增長型人口問題轉向結構型人口問題,從自然型人口問題轉向政策性人口問題。到了后馬寅初時代,我們需要面對人口發(fā)展的代價和風險問題,很多是直接或者間接與政策有關的。
顯然,一方面我們要認真學習馬寅初的科學態(tài)度和人文關懷;另一方面又不能固守他半個世紀前的觀點,畢竟時代不同了,計劃生育的理由已經不再是計劃經濟。從當時的歷史條件看,馬老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因為福利供給型的短缺經濟對人口增長所帶來的需求壓力非常敏感,人口增長的分母效應、消費效應非常強烈。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人口問題不是簡單的“增長型人口陷阱”,而是“制度型人口陷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的一系列制度創(chuàng)新和變遷逐漸使中國走出了“低水平均衡的制度型人口陷阱”,有目共睹。因此,我們需要堅持“兩點論”,達成這樣的價值取向:就是要以馬寅初的精神和方法來研究后馬寅初時代的新人口問題。
如果說馬寅初所處的短缺經濟時代主要面對的是福利性資源供給短缺型、供給約束型的人口問題;那么進入21世紀,在低生育水平相對穩(wěn)定之后,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將主要是權利約束型、結構失衡型的新人口問題。
馬寅初先生在字里行間充滿了對人民、對育齡婦女的關懷,也就是說,“尊重權利”是《新人口論》非常重要的元素。譬如,他明確主張“實行計劃生育是控制人口最好最有效的辦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傳避孕,切忌人工流產。”雖然對婦女健康落墨不多,但態(tài)度明確和堅決。
我們學習馬寅初不能固步自封,而要體現(xiàn)與時俱進的精神。
任何一種理論都是歷史的產物,其誕生有歷史條件,也有一定的歷史適用性。我們學習馬寅初不能固步自封,而要體現(xiàn)與時俱進的精神。以數(shù)為本的人口觀過渡到以人為本的人口觀,最關鍵的就是要確立以權利為中心的新人口政策體系。具體來說,一方面需要適當“還權于民”,另一方面需要適當“賦權于民”,權利的保障是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并統(tǒng)籌解決人口問題的基本前提,最終實現(xiàn)人的全面發(fā)展、家庭的幸福發(fā)展、人口的優(yōu)化發(fā)展和社會的和諧發(fā)展的目標。同時,還要投資于民、造福于民、發(fā)展于民。
時至今日,我們面臨的已經是“后馬寅初時代”的人口問題,需要解決的不再是簡單地論證人口控制的必要性,而是要為適度、有效的人口控制和均衡、持續(xù)的人口發(fā)展提供最新的科學支持,與此同時,也是進行必要的歷史反省、對生育率急劇下降所付出的代價進行補償?shù)臅r候,該認真考慮和對待計劃生育弱勢群體的生存權利和發(fā)展權利,規(guī)避人口發(fā)展的風險,補償人口控制的代價。
首先,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需要在以人為本科學發(fā)展觀的指導下積極探索“人口調控”的理論和方法。
未來十幾年,我國人口總量仍將保持持續(xù)增長的態(tài)勢,我國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資源相對不足的基本國情沒有根本改變,特別是育齡人群中還存在著非意愿的懷孕和計劃外的生育現(xiàn)象。符合民意、尊重民權、保障民生的“計劃生育”依然必要。但到了低生育率相對穩(wěn)定的時候,我們需要實現(xiàn)適度的低生育水平,生育計劃要回歸權利、回歸家庭、回歸人文,適時提出“城鄉(xiāng)通開二胎”的人口新政,實現(xiàn)人口長期均衡發(fā)展以及人口和經濟社會、資源環(huán)境的協(xié)調發(fā)展。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人口已經成為開放的人口,影響人口發(fā)展的人口學變量并不局限于人口的出生和死亡,也包括了人口的流動和遷移。在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新形勢下,人口流動特別是農村剩余勞動力跨地區(qū)的流動大量增加。目前,全國流動人口超過2個億,其中80%以上是農民工,而農民工的主體是處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齡人群。人口的自由流動和遷移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也是轉化人口壓力為人口推力、激發(fā)人口活力的重要社會機制,如何防止人口城市化的“拉美陷阱”和“大城市病”,如何促進城鄉(xiāng)的協(xié)調發(fā)展,如何促進人口的合理分布和有序流動,如何解讀“屬地化管理、市民化服務”的經驗和“科學化管理、均等化服務”模式已經成為新時期的重要議題。
其次,我們不僅需要“生育計劃”,而且需要“生育關懷”。
雖然我們在降低生育率方面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績,但事實是計劃生育群體和家庭還面臨著很多的困難。如獨生子女父母的現(xiàn)實困難和后顧之憂問題;獨生子女夭折傷殘家庭的救助和關懷;“計劃生育老人”的養(yǎng)老安全問題,計劃生育手術后遺癥人群的經濟補償問題等。目前人口計生公共服務和社會管理不能完全適應新形勢新任務的要求,不能完全滿足公民避孕節(jié)育、性和生殖健康以及家庭發(fā)展的需求。
近年來,國家相繼實施了農村計劃生育家庭獎勵扶助制度、西部地區(qū)“少生快富”工程、計劃生育特殊困難家庭的扶助制度等,受到大眾的歡迎。各地的人口計生協(xié)會主要針對獨生子女死亡傷殘家庭積極開展“生育關懷行動”,也取得可喜成績。
生育計劃體現(xiàn)的是理性,生育關懷體現(xiàn)的是保障。歸根結底,要以關懷來引領計劃,讓社會計劃和家庭計劃完美結合。其中,社會計劃的重點是給予家庭、夫婦和個人以關懷、服務、救助和保障,而家庭計劃則要在自由中負責地決策。
再次,我們不僅需要“調控人口數(shù)量”,而且需要“優(yōu)化人口發(fā)展”。
2006年12月17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tǒng)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我國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進入了穩(wěn)定低生育水平、統(tǒng)籌解決人口問題、促進人的全面發(fā)展的新階段。要統(tǒng)籌解決人口數(shù)量、素質、結構、分布等問題,穩(wěn)定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質,改善人口結構,引導人口合理分布,保障人口安全,促進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本強國轉變,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huán)境協(xié)調和可持續(xù)發(fā)展?？茖W的人口觀是兼顧人口數(shù)量、素質、結構、分布、投資和開發(fā)的大人口觀,是人口問題關系到社會總體可持續(xù)發(fā)展命脈的人口關鍵觀,顧此失彼和只顧眼前的兩種做法都是要不得的。但核心的指導思想是以人為本、以民為貴,以人的自由和全面發(fā)展為中心,這是馬克思主義人本思想的精髓所在。
目前出生人口性別比持續(xù)、嚴重、普遍的升高和偏高現(xiàn)象在挑戰(zhàn)中國的人口安全,快速的生育率下降和少子高齡化問題在挑戰(zhàn)我們應對新人口問題的能力,計劃生育弱勢群體的后顧之憂問題也在考驗人口計生工作的文明程度和民生關懷。
優(yōu)化人口發(fā)展的重點有三,一是倡導適度生育,生育率不是越低越好,少生不等于獨生,一胎化是非常時期的非常選擇,是次優(yōu)選擇,逾越了人口安全發(fā)展的倫理底線,成為“政策性人口問題”的重要誘因,二是平衡人口結構,人口的結構決定人口的功能和影響,人口的性別失衡和過快老化、過度集聚都會導致人口的生態(tài)危機,進而誘發(fā)全局性的社會危機;三是投資人口發(fā)展,我們需要在全生命歷程中促進人口和家庭的健康發(fā)展,大力提升人口的生殖健康、生育健康、人格健康、關系健康和結構健康,促進人口大國向人力資本強國的轉變,早日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我們還需追問的是:面對馬寅初,面對《新人口論》,我們究竟是多了一份驕傲還是多了一份慚愧?2l世紀中國的人口科學要有自己的未來,要贏得社會的尊重和歷史的地位,就要堅持馬寅初式的話語權——說真話的權利。基于對事實的尊重、對社會的關懷和對歷史的責任,繼續(xù)發(fā)出自己的光熱和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