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術到體育的轉身

　　中國武術就像是一個極具價值的樣本。人們在民國武林的記憶中緬懷那個武術的黃金年代，同樣也恰恰是在這個江湖的黃金歲月中，武術開始向體育的“轉身”，盡管武術遠非體育所能囊括，但這樣的變遷中，或許能從另一個角度認識中國功夫的發(fā)展。下面是學習啦小編為專門您整理好的：從國術到體育的轉身。

　　從國術到體育的轉身一、亂世中的黃金時代

　　鴉片戰(zhàn)爭開始，中國人的天朝大國之夢在冰冷的現(xiàn)實前粉碎。鴉片貿易的合法化也令不少國人的體質受到摧殘，開始遭受“東亞病夫”的屈辱。盡管明清兩代600年的禁止民間使用兵器，但這并未能消磨民間武林鉆研拳術的風氣。

　　結束了帝制，身懷武藝的農村拳師也開始涌入經濟比較發(fā)達、社會相對安定的城市，或當苦力，或當保鏢，或開場收徒，教拳謀生。例如當初的天津、上海等城市就成為眾多武林好手云集的地方。在紛亂的局面之下，武術成為不少中國人心目中“強種強國”的利器。不少民間學武之人也開始重新思考武術對國家的意義。“過去練武的人，第一等從軍，第二等看家護院，第三等教拳營生。”從事武術歷史研究的上海武術院研究室原副主任、《上海武術》資深編輯陳俊彥說，從民國開始過去練武之人也開始投入到這場轟轟烈烈的強國運動中。

　　當時，一部分有識之士從振奮民族精神、弘揚民族文化的角度出發(fā)，開始反思和重視中國傳統(tǒng)體育的價值，提出發(fā)展武術，并把武術改稱“國術”。民國孫中山也把武術精神歸結為“以振興體育之技擊術，為務于強種保國有莫大之關系推而言之的尚武精神。”各界有志人士也紛紛提倡強身御侮、強國強種。

　　“當時行政機關、學校社團都風行過學武的熱潮。”陳俊彥說這股學武熱潮中涌現(xiàn)了不少武學大家，而更多普通民眾則通過練武強身健體，“除了技擊性，武術的健身功能也被人們所注重。”而這也恰恰是武術的體育性開始被更大范圍的人群所認知，“民國初年，人們的體質沒有現(xiàn)在好，太極拳就開始慢慢發(fā)展。”陳俊彥說太極拳的兩大功能吸引了很多人，一方面是推手，可以很巧妙;另一方面可以治療慢性病，“太極拳當初的風行，也把很多人的肺病醫(yī)治好了，因為當時沒有特效藥，但練太極可以調理身體。”

　　此后，大批拳師涌入城市，互相挑戰(zhàn)也讓更多拳術為人所知，從此迎來了幾大拳術——太極、八極、形意、八卦、詠春、劈掛等的蓬勃發(fā)展。

　　由于武術被視作增強軍力和完善國民的手段，賦予了救國救民、強身強種的目的，因此更多人開始學習武術，一方面是強身健體，另一方面，也是迎合當時的潮流。

　　民國年間，各地的報紙傳媒發(fā)展突飛猛進，不少報紙積極、適時地宣傳武術活動，對單刀會、打擂臺賽、武術表演等報道甚多。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1933年3至11月期間，《武漢日報》有關武術方面的報道就有40篇之多。這些報道吸引了大量普通民眾的關注，武術也被更多人所進一步認知。

　　從國術到體育的轉身二、從師徒相授到體育課程

　　民國時期強種強國的思潮同樣也進入了學校，教育強國與不少人“武術救國”的想法不謀而合。

　　不少學校革新和豐富體育課內容，增設體育科系，開辦各種體育?？茖W校。在興辦新學的浪潮推動下，一些學校相繼在體育課中增添武術課，使武術成了學校體育課程中的主要內容之一。

　　體育社會學專家、江西財經大學副校長易劍東介紹，當初民國政府頒布了學校武術教育相關的決議案就達到了7個(“推廣中華武術案”(1918年)、“請將中國故有武術加入專門學科案”(1918年)、“擬請全國中學樣一律添習武術案”(1919年)、“學校體育就特別注重國技案”(1926年)、“請令全國學校定國術為體育主課案” (1928年)、“請籌辦國立國術?？茖W校案”(1932年)、“整理國術教材案”(1940年)。

　　更多武術家也走進學校在體育課教授武術。創(chuàng)立較早的中國體操學校，以“發(fā)揮全國尚武精神”為宗旨，將武術列為教學內容之一。1912年后該校曾聘精武體育會趙連和、盧煒昌等人兼任武術課教師，授課內容有潭腿、功力舉、刀、槍、劍、棍等器械。北洋法政學校聘形意拳名家劉殿琛擔任該校教師。北平師范大學體育系也將武術提到相當高的地位。武術授課時間僅次于英文。

　　上海廣東小學也是民國時期武術被小學體育課青睞最好的例子。“當時廣東小學7至15歲的學生體育課中都有武術課，在學校的運動會上也不乏武術表演，很多學生都對武術列為體育課內容感興趣。”陳俊彥還以北京體育研究社在1924年6月的一份報告為例，當時該社對全國16個省的40所中等以上學校的調查，將武術列為正課的占52.5%，只在課外開展的占22.5%。

　　“武術進入了學校體育課程，武術會館也改變了傳統(tǒng)的師徒相授、口授心說的方式，實行公開和大規(guī)模的團體教練。”易劍東說，武術進入學校教育，特別是體育的范疇也讓武術的傳播方式有了不同以往的變化。

　　不少武術公辦組織甚至開始接受政府的安排進入學校教授武術。1933年，漢口市國術館就奉市政府令，擬就《市立各學校增設國術課程辦法》，基本上是中學每周兩次，每次一小時，小學每周一次，每次一個小時。

　　從國術到體育的轉身三、民間武館林立涌現(xiàn)

　　政府把武術納入學校教育，而武術也在民間火熱流傳，更進一步促進了民間的學武熱。而民間官辦和民辦的武術社團先后大批創(chuàng)立，也成為當時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大批武術社團、會館相繼成立，它們無不提倡“尚武精神”，把武術作為振奮民族精神，鑄就尚武國民，強種強國的教育手段，這使武術在民國時期的社會地位驟然提升。如精武體育會、體育研究社、中華武術會等，這些新興的武術組織大體有兩大類型，一種是學術機構，重在武術的整理、研究及出版刊物，如1912年成立的體育研究社。另一種是民間娛樂型、教育型的武術組織，如上海精武體育會，以教授武術為主，也廣設其他體育娛樂項目。

　　精武體育會，前身是民國大俠霍元甲主持的精武體操學校，以“國術為根本，以武術為皈依”，摒除歷史上技擊家門戶之見，冶各派于一爐。鑒于“學校”這種名稱與形式限制了招生范圍和廣泛傳播武術，在霍元甲的學生陳公哲、姚蟾伯等人的倡議下，更名為“精武體操會”。1916年會員日增，又易名為“精武體育會”。精武體育會是由酷愛武術的青年商人自發(fā)組織起來的，它是一個民間社團，并迅速隨武術熱發(fā)展到全國。

　　精武體育會“以提倡武術，研究體育，鑄造強毅之國民為宗旨”。1915年以前，活動僅限于推廣武術。1915年起，擴充學科，改良形式，增設了兵操、文事、游藝等內容。20世紀20年代末其國內外分會已達42個，會員超過40萬。

　　精武體育會最初由武術教授開始，后來還教授近代體育。“精武體育會擁有很近代的思維，不完全復古。社會上一般教武術的老師思維很傳統(tǒng)，和教育制度有關系。”陳俊彥以教育模式為例，“我們現(xiàn)在的教育大都沿襲西方制度，包括體育部分。而精武體育會為代表的教育就完全不同私塾化，采取西洋方式教授，其中就包括武術。”

　　精武體育會的西式教學，也讓武術和其他西方傳入的體育項目一樣，逐漸帶上了體育競技化的影子。“它除了教授武術還有文化、藝術，而體育項目中也有足球、籃球等現(xiàn)代體育項目。”上海武術協(xié)會副主席，上海體育學院武術學院教授王培琨說，“精武體育會有著嚴格的規(guī)定，新入會的會員，必須接受中央精武規(guī)定的十種基本套路訓練，然后才選習其他門派拳械。”其中，教學也分初、中、高三級，學時各為兩年，六年畢業(yè)后，會員可選擇各自愛好的項目繼續(xù)深造，或應聘擔任會內職務。

　　民國時期僅僅在上海就有包括自柔太極拳社，鑒泉太極拳社，精武體育會、群英武術社等等20多個民間武術組織，民間武術的傳授也逐漸開始體育化。

　　從國術到體育的轉身四、國術館隱現(xiàn)的體育烙印

　　民間武館和武術社團相繼成立，由政府組織的中央國術館也在1928年創(chuàng)立。當時西北軍的將領張之江獲得了一些國民黨要員的支持，國民政府批準在他此前創(chuàng)立的國術研究所基礎上成立中央國術館。

　　“國術館的成立，增加了社會對武術的關注程度，并制定和實踐了武術拳械單練與對搏的競賽規(guī)則，在推廣和普及武術、促進武術的體育化和規(guī)范化等方面，發(fā)揮了積極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競技武術的發(fā)展。”易劍東介紹，中央國術館設教授班、師范班、練習班、青年班、少年班，以“泛學博通”為教學原則，廣設武術技術課。

　　中央國術館成立后，南京國民政府有通令各省、市、縣甚至區(qū)、村、里都要相應設立下屬機構。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至1933年底，全國約有25個省、市，300多個縣成立了國術館。各級國術館受上一級國術館和同級政府的雙重領導，從而形成了一個由上到下、層層節(jié)制的國術館系統(tǒng)。

　　與此同時，西方近代體育與中國傳統(tǒng)武術兩種異質文化之間的對峙和沖突，也讓西方體育競技方式與規(guī)則開始影響中國武術。

　　“即便是官辦武館的組織結構上也受到了西方體育文化潛移默化的影響。比如在國術館中成立董事會和采取聘用制、團體訓練等方法。”王培琨以中央國術館舉辦的“第一屆國術國考”為例，“大體依靠西方競技模式進行操作，其中便有中國傳統(tǒng)競賽中沒有的‘指時抽簽、分組比賽、犯規(guī)罰、禁打部位’等西方體育比賽中常用的規(guī)則。”

　　從國術到體育的轉身五、柏林奧運會上的亮相

　　事實上，西方體育從傳入中國后就對武術的比賽方式產生著影響。1923年，全國武術大會，1928年上海國術運動大會都以近代運動會的形式出現(xiàn)。因當時沒有評比規(guī)則，所以只進行表演，沒有排列名次。1930年元旦，在上海逸園舉行的國術擂臺賽，設立20名評判委員和20名糾察委員。在21名參加決賽的武士中評出前三名。該賽雖然名稱為擂臺賽，但評判和比賽的形式已類似近代運動會。即便是1931年的上海運動會，武術也和其他西方體育項目一起列入運動會。而中國人在推廣武術的同時，也開始逐漸認識現(xiàn)代奧運會。

　　1932年，劉長春在洛杉磯奧運會上的失利令不少國人哀嘆舊中國體育的疲弱。不過在那個年代，武術卻在奧運會上令世人矚目。

　　1936年1月，中央國術館和國立體育?？茖W校組成“南洋旅行團”，該團先后在新加坡、吉隆坡、金保、怡保、檳榔嶼和馬尼拉等地進行了65場武術表演。南洋旅行團所到之地，受到各界僑胞的熱烈歡迎，他們的表演獲得了當?shù)孛癖姷钠毡橘澴u和好評，促進了東南亞的武術館、武術會、武術學校的建立。

　　1936年9月，在德國柏林舉行的第11屆奧運會上，中國的足球、籃球、田徑等諸多體育項目無一取得理想成績，但中央國術館的9名武術運動員，壯大了中國代表團的聲威，他們的表演得到一致喝彩，他們是中國在那屆奧運會上展現(xiàn)給世界的最亮點。

　　國術館的武術大家們對于現(xiàn)代奧運會的認識也由柏林奧運會進一步熟悉起來。西方體育的競技化也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中國武術。

　　即便在地方，武術也越來越呈現(xiàn)現(xiàn)代體育的競技化。1936年的湖北全省運動會中，武術比賽采取3合2勝制，分輕、中、重三級，過秤分級，抽簽配對，且強調不準挖眼、刺喉、抓襠、打臉，這表明武術家已重新審視武術比賽的規(guī)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