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改造論文參考
社會主義改造是20世紀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通常被看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標志。下文是學習啦小編為大家搜集整理的關于社會主義改造論文參考的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參考!
社會主義改造論文參考篇1
試論社會主義改造的制度
【摘要】社會主義改造的實質是一場社會制度的變遷過程。這一從新民主主義制度轉變?yōu)樯鐣髁x制度的制度變遷過程，其規(guī)模之大、影響之深遠，及其對我們當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啟示，值得我們去深究和探討。文章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制度分析的角度探討了這場社會主義改造運動。
【關鍵詞】社會主義改造 制度分析 生產力 生產關系 意識形態(tài)
社會主義改造的初始條件
社會主義改造與社會制度的變遷并不是根據個人的主觀意愿而決定的，正如恩格斯所說：“我們自己創(chuàng)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多變的前提和條件下創(chuàng)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M回于人們頭腦中的傳統(tǒng)，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①由此可見，社會主義改造及其所引起的社會制度的變遷也一定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進行的。總的來說，社會主義改造的前提和條件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分析有助于我們去探尋社會主義改造的內在邏輯。
社會主義改造的基礎條件。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此我國進入新民主主義社會。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初期，我們解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歷史遺留任務，并著手開展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經過三年恢復期的發(fā)展，國民經濟已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到1952年年底，全國工農業(yè)總產值達810億元，相比歷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而言增長了20%，相比1949年而言增長了77.5%。其中，工業(yè)總產值在工農業(yè)總產值中的比重和鋼鐵、煤、石油等標志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的工業(yè)總量已有了很大的增長，其數量與19世紀40年代西歐各發(fā)達國家當時所達到的生產力水平差不多，而馬克思當年正是以這些國家所達到的生產力水平為依據，設想社會主義革命在這些國家發(fā)生并獲得勝利的。國民經濟的恢復，不僅有力地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同時，也極大地激發(fā)了廣大人民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并為開展以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為中心的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奠定了物質基礎。
這一時期，社會主義改造及其所引起的社會制度變遷的過程還有著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盡管帝國主義國家對我國實施軍事上包圍、經濟上封鎖、政治上孤立的政策，但是資本主義國家本身的發(fā)展也并不景氣，反觀社會主義國家卻呈現出向上發(fā)展的活力。1949年10月，中共建交，蘇聯對華進行經濟援助，提供低息貸款、援建重點項目、發(fā)展雙邊貿易等，這就為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條件?？偟膩碚f，新中國成立初期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是一個良好的增量過程。
社會主義改造的制度條件。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使得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進入到了新民主主義社會。在經濟上，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為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制度的變遷奠定了經濟制度條件。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國家存在著比較復雜的多樣的經濟成份，分別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個體經濟、國家資本主義經濟和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其中，帶有公有制性質的是國營經濟、合作社經濟，帶有非公有制經濟形式的是個體經濟以及私人資本主義經濟，而國家資本主義則是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形式。國營經濟的領導地位為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向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轉變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隨著土地改革的完成，封建剝削制度已經基本消滅，在國家的引導下，個體農業(yè)開始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私人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在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利用和限制政策下，在得到較大發(fā)展的同時，開始通過各種形式和渠道被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
在政治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制度的建立，為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創(chuàng)造了優(yōu)越的政治制度條件。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洗禮，中國共產黨已成為久經考驗的成熟的黨。中國共產黨以其理論的先進性、政策的正確性、改革的堅定性和對人民的無限熱愛，贏得了中國人民的信任。并且在國民經濟恢復和土地改革運動中用實踐證明了其管理國家經濟事務、發(fā)展經濟的能力。黨的領導是新民主主義制度向社會主義制度轉變的政治保證。人民民主專政國家政權的鞏固和加強，使政權獲得了廣泛的群眾基礎，由此保證了民族資產階級逐漸接受社會主義改造，為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向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轉變的順利實現奠定了政治基礎。
在思想文化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的確立，為新民主主義文化向社會主義文化的轉變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毛澤東思想成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與馬列主義并行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此外，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以后，中國共產黨著手進行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造工作，以肅清各種敵對的意識形態(tài)。大力加強意識形態(tài)投資，用社會主義思想理論教育人民，用灌輸的方法確定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主導地位。由此，為新民主主義制度向社會主義制度過程奠定了思想意識形態(tài)基礎。
社會主義改造的制度分析
如果說，新民主主義社會是整個社會主義制度形成的一個增量過程，那么社會主義改造則是增量與存量并存的一個過程。只有制度變遷過程才會同時具有這兩個特征，必須從制度角度對社會主義改造過程進行分析。
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解釋社會制度的變遷。新民主主義革命完成以后，雖然經歷了一個較短時間的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生產力水平有了一定程度的發(fā)展，但是由于直接脫胎于一個經濟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整體的生產力水平仍然很低，面臨著一個發(fā)展生產力的巨大任務。同時，在生產關系領域，由于是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并存，非公有制經濟領域所出現的剝削、偷稅漏稅以及貪污腐化等行為使得人民和黨的領導人放棄了新民主主義社會，采用社會主義更高的生產關系來發(fā)展生產力和改善生產關系。由于當時在對新民主主義理論的認識上存在偏頗，再加上廣大人民迫切希望提高生產力、發(fā)展國民經濟、盡快擺脫貧困，從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夢想，由此開始了新民主主義制度向社會主義制度的轉變。一方面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在當時普遍認為，工業(yè)化的道路有兩條：一條是資本主義工業(yè)化道路，一條是社會主義工業(yè)化道路。資本主義工業(yè)化道路也可以增產，但時間很長，容易成為帝國主義的附庸。只有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yè)才能去吸引、改組和代替資本主義，并用技術來改造個體農業(yè)、手工業(yè)和資本主義工商業(yè)。 同時，也只有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改變私有制，才能解放和發(fā)展生產力，完成社會主義工業(yè)化，只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才能將單個的缺乏重工業(yè)基礎的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結合起來，推動生產力迅速向前發(fā)展。只有對個體農業(yè)和手工業(yè)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才能將分散、落后的小農經濟集中起來，發(fā)展多種經營，舉辦大規(guī)模的農田水利建設，采用機械化作業(yè)，抵御自然災害，為社會主義工業(yè)化積累資金，提供原料產地和產品銷售市場。
以經濟關系的變化來說明政治經濟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的調整。經過近三年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6年底，全國大陸除西藏外各地均實現了全行業(yè)的公私合營。在1956年的國民收入中，國營經濟的比例為32.2%，合作社經濟比例為53.4%，公私合營經濟比例為7.3%，三者合計，公有制經濟的比列占92.9%。這表明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社會主義經濟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的主體構成部分，我國的社會主義結構發(fā)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已經在我國建立起來。
與社會主義結構的深刻變化相對應，隨著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建立，中國社會的階級關系也隨之發(fā)生了根本變化：帝國主義勢力已經消亡，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已經被消滅，農村的富農正在接受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民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正處在由剝削者向勞動者的轉變過程中，廣大農民和手工業(yè)者已經成為社會主義新社會的集體勞動者，工人階級的隊伍不斷壯大。為了使這一成果得到鞏固，在1954年9月召開的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誕生了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專政，此時，人民民主專政在實質上已成為無產階級專政;同時，還確立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多黨合作制度、政治協(xié)商制度和民族區(qū)域自治制度。這一時期我國的意識形態(tài)也發(fā)生了一些變化，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完成，使得毛澤東思想在中國大地深深地扎下了根。在新民主主義社會以及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國共產黨開始進行思想文化改造工作以及正面的意識形態(tài)宣傳教育活動。
以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性質以及經濟結構來界定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結合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識形態(tài)來界定社會的性質。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我國社會經濟結構發(fā)生了實質性的變化，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成份占據絕對統(tǒng)治地位。使得廣大勞動人民成為生產資料的主人，成為了國家的主人，實現了真正的當家作主。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成為占據絕對統(tǒng)治地位的意識形態(tài)，過渡時期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解決，主要矛盾已經不是階級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基本確立，我國進入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盡管社會主義改造及其所引起的社會制度的變遷存在很多問題，但是它卻在沒有破壞生產力和引起社會動蕩的情況下，使占世界四分之一的東方人口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為今后中國的進步和發(fā)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
【注釋】
?、佟恶R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96頁。
社會主義改造論文參考篇2
淺析社會主義改造的評價問題
摘 要：改革開放以來，肯定社會主義改造者依據《歷史決議》的相關結論，強調其歷史必然性;基本否定社會主義改造者則突出其脫離中國國情，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是對社會主義改造的糾正。堅持生產力評價標準，了解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認識和價值選擇，是我們客觀評價社會主義改造的關鍵。
關鍵詞：社會主義改造;中國共產黨;評價述評
社會主義改造是20世紀中國的重大歷史事件，通常被看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建立的標志。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到來，單一公有制經濟被突破，如何評價社會主義改造成為學術界關注的熱點，本文試對這一問題進行述評，以期深入認識社會主義改造。
一、關于社會主義改造評價的主要觀點
1.基本肯定社會主義改造
這種觀點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存在一些問題和缺點，但總體上反映了歷史發(fā)展的必然性，應當肯定。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充分肯定了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認為總路線反映了歷史的必然性。“在一九五五年夏季以后，農業(yè)合作化以及對手工業(yè)和個體商業(yè)的改造要求過急，工作過粗，改變過快，形式也過于簡單劃一”，“但整個來說，在一個幾億人口的大國中比較順利地實現了如此復雜、困難和深刻的社會變革，促進了工農業(yè)和整個國民經濟的發(fā)展，這的確是偉大的歷史性勝利”。這一結論代表了官方觀點，被長期堅持和引用。
80年代前中期，學者們大多遵循《歷史決議》對社會主義改造所作的歷史結論，著眼于研究社會主義改造的必然性。有人根據馬克思主義關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社會主義必須建立在高度發(fā)達的社會化大生產的基礎上的原理，認為既然中國經濟落后，就不應該也不可能實現社會主義，甚至主張民主革命勝利后應該讓資本主義經歷一個充分發(fā)展的時期。沙健孫認為，首先，文明的進步程度和生產力發(fā)展的水平，不應加以絕對化，如果階級力量對比的情況許可，即使在一個經濟比較落后的國家，無產階級也完全可以在民主革命勝利后開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其次，從我國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正是生產力發(fā)展本身提出的要求;再次，從以后的實踐經驗來看，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不僅不是阻礙了，而且是有力地推動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1]。燕凌認為，我國開始進行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是適時的，在有了無產階級領導的政權、大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工業(yè)建設正在進行的條件下既有必要也有可能逐步地把小農經濟改造成為集體所有制經濟。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我國農業(yè)基本上能夠保證全國人民吃穿的需要和工業(yè)發(fā)展的需要，這說明，從總體上看，農業(yè)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與社會生產力基本上是相適應的[2]。
李占才則從主客觀方面進行分析，國際大環(huán)境的影響和壓力，是促使新中國迅速走向社會主義改造道路的外部原因;新中國“一窮二白”的實際狀況和廣大人民強烈要求改變貧窮落后面貌、實現國家工業(yè)迫切愿望，是中國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動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造是時代的抉擇，共產黨人對國情的認識及其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論和主張，是中國迅速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主觀因素[3]。2005年沙健孫發(fā)表長文，提出充分肯定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性：關系到如何評價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否定了社會主義改造，也就否定了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必要性和正確性;關系到能不能堅持黨的基本路線;關系到能不能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沙健孫進一步提出，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為了適應實現國家工業(yè)化任務的需要;由于具備一定的條件，在一個很不發(fā)達的中國能搞社會主義[4]。這篇文章似乎啟發(fā)人們，對社會主義改造的評價，存在一個學術評價和政治評論的問題，或者說，社會主義改造的評價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問題。
2.基本否定社會主義改造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學術研究的氛圍更加寬松，特別是1987年黨的十三大召開，這次會議全面闡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并對私營經濟做出闡述：對城鄉(xiāng)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xù)鼓勵它們發(fā)展。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fā)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yè)，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生活需要，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這樣，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私營經濟繼新民主主義社會后再次取得合法性。一些學者出于全面、準確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需要，開始對新民主主義社會進行歷史反思，社會主義改造研究再次成為熱點。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改造過早，脫離了中國國情;有學者認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新民主主義社會，經過二十多年的建設實踐，中國又回歸到新民主主義社會;有學者認為，中國應該按照《共同綱領》搞新民主主義社會，生產力有了發(fā)展后，再向社會主義過渡。
林蘊暉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把新民主主義社會同向社會主義過渡對立起來了，黨的七屆二中全會決議所說的使中國穩(wěn)步地由農業(yè)國轉變?yōu)楣I(yè)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yōu)樯鐣髁x國家。這是一個先后的關系，必須使新民主主義有一個充分發(fā)展，然后再實行向社會主義轉變?？偮肪€的一個理論失誤是離開了我國國情，急于要消滅資本主義和一切私有經濟?？偮肪€強調的實質是解決生產資料私有制問題，而忽視了發(fā)展生產力這一中心[5]。劉宗時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性質已經是社會主義的，因為它具備了社會主義的基本條件：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和主要生產資料的國有化。《共同綱領》規(guī)定的新民主義社會制度的要點是在當時條件下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所能采取的最優(yōu)模式。長期流行的只有當社會主義經濟形式成為唯一經濟成份時為社會主義社會的觀點，是不符合馬列主義的基本原理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過渡時期的理論，應該理解為：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整個社會主義階段都屬于過渡時期。這實際上從根本上否定了50年代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必要性[6]。
1998年，胡繩發(fā)表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關系》和《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再評價》，引起廣泛關注和爭論。在前文，胡繩提出，社會主義的大廈只能在人類過去世代積累的文化遺產基礎上建筑起來。簡單地拋棄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切，絕對無助于社會主義。公有制只能建立在社會化的大生產之上。人類世界如果以21、22、23三個世紀大體上完成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程，這在人類歷史年表上不算太慢。后文中，胡繩認為，1949年以后毛澤東染上了民粹主義思想，即主張不經過資本主義，直接從封建經濟，也就是從小農經濟發(fā)展社會主義。表面上看起來，民粹主義者非常反對資本主義，熱心于社會主義，實際上他們的這種主張是行不通的。
吳長春認為，肯定社會主義改造的結論，諸如“社會主義革命通過生產關系的變革，通過消滅剝削和消滅剝削制度，通過解放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極大地解放和發(fā)展了我國的社會生產力”，推動了“全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這些結論與改造完成以后中國社會歷史發(fā)展的實際，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產生及內涵相矛盾。首先，改造后的生產關系并不適合中國生產力的發(fā)展。馬克思恩格斯所說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社會是指較為成熟的社會主義形態(tài)，要依據各國情況而定。其次，應區(qū)別一定條件下的“必然性”及作用與符合歷史發(fā)展規(guī)律的長遠作用之關系。這個運動從長遠發(fā)展的角度看是否符合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及要求，是值得研究的;最后，要歷史地辯證地、客觀地對待以往特定條件下的領導人的某些結論與黨的文獻。鄧小平的講話和《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fā)布時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面臨的主要問題，而且一些理論問題尚未突破，如當時還將公有制、計劃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對消滅非公有制的做法還不可能做出科學的分析。我們不應該在今天的條件下運用《決議》的結論刻板地評價社會主義改造，不應該簡單套用原有的結論，多年不變[7]。
二、關于社會主義改造評價的幾點思考
社會主義改造與其說是客觀必然性所致，不如說是人的主觀選擇的結果。深入了解50年代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認識和價值選擇，有助于更加客觀地評價社會主義改造。
1.評價社會主義改造應該以是否促進生產力發(fā)展作為標準
厘清社會主義改造的評價問題，給社會主義改造一個相對準確的歷史定位，關鍵在于評價的標準。如果僅從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來考慮，進行得順利，沒有出現農民、手工業(yè)者和民族資產階級的公開對抗，沒有出現社會震蕩，基本上在和平中完成，那么，完全可以說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如果從社會主義改造具備的條件來看：個體經濟和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局限性;農民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經濟恢復時期已經開始嘗試的國家資本主義;有利的國際環(huán)境，等等，這些似乎可以證明社會主義改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不意味著社會主義改造這一重大舉措是唯一正確的，在無產階級掌握國家機器和社會主義國營經濟領導著整個國民經濟的情況下，許多矛盾或問題完全可以通過其他的政策方針得以解決。
作為一次對中國現代歷史有重大影響的生產關系的調整，單單就事論事地評價社會主義改造顯然不夠，更重要的是看社會主義改造之后建立起來的新的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持續(xù)發(fā)展起到促進作用，還是阻礙、破壞作用。生產關系要與生產力水平相適應，才能推動生產力的發(fā)展，生產關系超越或落后于生產力都不利于生產力的發(fā)展，這是唯物史觀的一個基本觀點。從主觀上講，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改造的目的是明確的，1956年1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說：“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由個體所有制變?yōu)樯鐣髁x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yè)由資本主義所有制變?yōu)樯鐣髁x所有制，必然使生產力大大地獲得解放。這樣就為大大地發(fā)展工業(yè)和農業(yè)的生產創(chuàng)造了社會條件”[8]。
社會主義改造對生產力的發(fā)展起到多大的作用，要看實際效果。有人用改造期間我國經濟的增長來證明社會主義改造對生產力發(fā)展起到推動作用，而實際上，“一五”成就是國家集中投資、蘇聯援助項目等多種因素的結果，很難說與社會主義改造有直接關系。1958年，在農村高級社基礎上進一步發(fā)展成為人民公社，沒有事實證明人民公社制度適應中國農村實際，是有益于提高農業(yè)生產力的。相反，60年代初農民要求單干的欲望非常強烈;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恰恰從農村生產關系(經營方式)的改變打開突破口的，帶來生產力爆發(fā)式的發(fā)展，短短的幾年時間農民的溫飽問題就得到解決。安徽小崗村富于傳奇色彩的土地承包經歷似乎在給農業(yè)社會主義改造下歷史結論。
2.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存在誤區(qū)
追問社會主義改造本身的價值，就不能不回到對社會主義的認識問題上。1985年8月，鄧小平說：“我們總結了幾十年搞社會主義的經驗。社會主義是什么，馬克思主義是什么，過去我們并沒有完全搞清楚”。提出社會主義改造時，我們其實并不知道社會主義是什么。
對社會主義的認識主要來自蘇聯。中國共產黨自創(chuàng)建時起就已經確定了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這一目標的實施。馬克思、恩格斯主要從特征上來闡釋什么是社會主義的，即社會主義實行生產資料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盡快增加生產力總量，逐步改善人民生活，等等。蘇聯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在特殊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下，形成了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模式：公有制、計劃經濟、按勞分配。當離開生產力抽象地談論社會主義，主要從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方面來理解社會主義時，人們忽略了恩格斯曾明確說過：“所謂‘社會主義社會’不是一種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應當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9]。人們也忽略了馬克思、恩格斯歷來重視生產力的發(fā)展，并把生產力的高度發(fā)展作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前提。僵化的理解社會主義，把蘇聯模式當作社會主義建設的唯一模式，是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最大失誤。
社會主義改造忽視了中國國情。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社會主義將在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首先取得勝利，歷史的發(fā)展是，首先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取得勝利。這樣，處于幼年的社會主義要與成熟的資本主義展開競爭，通過解放生產力和發(fā)展生產力來贏得比較優(yōu)勢就變得極為迫切。雖然落后的國家可以越過資本主義的“卡夫丁”峽谷而建立社會主義，但是資本主義時代的高度的市場化、工業(yè)化、社會化過程是無法跨越的，否則，只能建立貧窮的社會主義，這與馬克思、恩格斯所講的社會主義就相差甚遠了。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走過來的新中國是“一窮二白”，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發(fā)展生產力，就必須利用個體經濟、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為社會主義服務，而不是馬上消滅它。
“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tài)，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fā)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10]。資本主義作為一種充滿生機的生產方式，在中國絕沒有達到被敲響喪鐘的時候。改革開放后，我們放棄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對立的觀念，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價值，逐步形成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fā)展的所有制結構，并作為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項基本的經濟制度，這是吸取了社會主義改造的教訓，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的結果。
3.忽略了列寧晚年對過渡時期理論的修改
1921年以前，列寧對過渡時期的理論是這樣設想的，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中間隔著一個過渡時期，這個過渡時期兼有這兩種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或特征，只要過渡時期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在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yōu)閺捅傩袆?。因此，列寧把過渡時期本質確定為無情鎮(zhèn)壓資產階級的反抗，消滅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同時，因為農民經濟仍然是小商品生產，這是一個非常廣闊和極其深厚的資本主義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資本主義得以保留和復活起來，而且同共產主義進行極其殘酷的斗爭，所以，過渡時期另一項根本任務是同農民小商品生產進行不調和的斗爭。為了完成過渡時期的歷史任務，必須堅定不移地實行無產階級專政，人類只有經過無產階級專政才能達到社會主義。
然而，1917-1921年的實踐證明，按照這一理論制定的各種政策，使新生的蘇俄發(fā)生了嚴重的經濟、社會、政治危機，農業(yè)生產遭到破壞，工業(yè)生產大幅下降，農民暴動不斷發(fā)生。實踐證明，試圖在小生產廣泛存在的基礎上，依靠國家政治權力的強制作用和無情的斗爭，直接進入共產主義的生產和分配，必然造成巨大的破壞性的后果。于是，列寧對過渡時期的理論有了新認識：全部生產資料既已掌握在工人階級手里，重心應該轉到和平組織“文化”工作上面，即進行純粹文化建設和物質生產資料的生產;要求俄國的農民要具有做商人的本領;強調改造從舊時代接受下來的國家機關;不能過早地提出向農村推行共產主義的目標。
理論上的探索使俄國開始進入新經濟政策時期，發(fā)展生產力，允許發(fā)展資本主義，保證農民的經營自由和貿易自由。而斯大林則把新經濟政策看作是克服經濟困難和政治困難的權宜之計，20世紀30年代初全面終止新經濟政策，強制推行全盤集體化和消滅私人資本主義成分，建立起單一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雖然我國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不斷地引用列寧的關于過渡時期理論的觀點，實際上是列寧晚年已經拋棄的戰(zhàn)時共產主義政策，已經不是列寧主義的、而是斯大林主義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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